可是,老天爷却偏偏不给司马炎面子。不仅连年灾荒,而且还相继夺去自己的重臣,甚至是自己的亲生母亲。司马炎有点绝望,在他写给死去的妈妈的哀策中,他痛苦地写道:皇考背世,始逾三年。仰奉慈亲,冀无后艰。凶灾仍集,何辜于天。呜呼哀哉!也就是说,自己的老爸3年的孝期刚满,本想着能够好好地奉养娘亲,盼望着不再会有母亲不幸的到来,结果母亲去世的现实还是到来了,我司马炎对老天究竟犯了什么错啊!这里的凶灾,当然是指自己母亲去世的消息,但是,也可以解释为包括母亲去世这个不幸在内的一切灾祸。这几年来加之于司马炎身上的灾祸太多,他有点不知所措了。
为了使老百姓能够生存,泰始二年,司马炎就曾经尝试建立常平仓,他下诏说:百姓们在丰收的年景往往大手大脚,到了荒年就穷匮了,……致使国家在丰年的时候收不到粮食,到了荒年,老百姓饥饿的时候,国家却拿不出粮食加以赈济,并且,也使得一些不法商贩利用囤积居奇,坑害百姓,如果国家建立长平仓,在丰年的时候用布帛以公道的价格从老百姓那里买来粮食,在荒年的时候再用公道的价格把粮食卖给百姓,就可以使老百姓免于饥寒,社会稳定。但是,当时的大臣们多数认为,目前吴国还没有平定,军粮也不多,如果抬高粮食价格,虽然对农民有利,但是,粮食价格抬高以后,将在今后的对吴作战中,使朝廷筹措军粮的成本大大增加,影响到统一大业。所以司马炎的打算没有被通过。到了泰始四年,司马炎亲自耕田以鼓励农作,并且,面对越来越严重的西北旱灾和中原水灾,他终于下定决心,设立了常平仓,丰年政府买进粮食,灾年卖出,以利百姓。
对于中原的灾害,司马炎当然第一想到的是赈济灾民,如《晋书,武帝》记载,泰始4年九月,青、徐、兖、豫四州大水,伊洛溢,合于河,开仓以振之。泰始5年,青、徐、兖三州水,遣使振恤之。等等,然而,对于泰始4年和泰始5年(公元268-269年)河西、陇右地区连年的大旱,也许司马炎也知道那里庄稼没有收成,粮草全无,但是,史料上却没有见到晋国政府振恤那里羌胡的事情,也许当时帝国的确象司马炎说的那样,没有余力吧,后世的学者多责备晋政府的压迫性,剥削性什么的,假如我们理性地把当时的情景复原,也许我们会给出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当时的羌胡、鲜卑等文明程度很低,也没有文字,不少部族还是吃人族,保留着吃人的习惯,鲜卑、氐族等都有;父亲死了,就把妈妈做老婆,哥哥死了,就把嫂子做老婆;等等,这对于一个崇尚礼教的晋王朝整个主流民意来说,无疑是难以接受的。如果你们家自留地里突然出现了一群语言不通、满身腥儃、时不时偷吃你家东西、老爸死了和老妈睡并生出一大堆孩子、相互杀人吃的野人,遇到了荒年,你家都吃不饱,你还能把你家的粮食拿出来给他们吃吗?
关键是,在你心目中,不可能把他们定位为你的子民,或者是和你同样的人,过去,把他们请到你的自留地来,而现在自然的你想到的是,把他们逐渐的清理出去,而不是教化他们,赈济他们。所以,司马炎首先想到的是,那些被邓艾在与蜀国对峙的时候所招降的羌胡和数万鲜卑部众,西北地区原来自有疆界,但是邓艾为了排除姜维煽动胡人的危险,把他们迁到自己的眼皮子底下,便于控制。过去,他们是魏蜀两国争夺的人口砝码和潜在的兵力资源,如今,当对蜀战争结束,晋王朝的高官们突然发现,这漫山遍野的羌胡和鲜卑部众除了在战时状态下是急缺的兵员,他们在和平年代下也需要张着嘴巴吃饭,并且他们与汉人杂居,随时有可能出现骚动,司马炎对此丝毫也不能掉以轻心。而对于生活在恶劣环境下的鲜卑来说,进到相对环境较好的地区以后,再让迁回去,那是一百个不愿意。
司马炎为了加强对西北地区的控制,应对可能到来的骚乱,决定分出雍州(陕西省中部及甘肃省南部)、凉州(甘肃省中部西部)、梁州(陕西省南部及四川省东北部)各一部分,设立秦州,州政府设冀县(甘肃省甘谷县),下辖陇西郡(甘肃省陇西县)、南安郡(甘肃省陇西县东南)、天水郡(甘肃省甘谷县)、略阳郡(甘肃省天水县东)、武都郡(甘肃省成县)、阴平郡(甘肃省文县)。司马炎认为胡烈在西部拥有威名,所以,任命他当州长。稍后,还任命了扬州刺史牵弘做凉州刺史。
对于西北地区的部署,朝廷内部还是有人不太放心,据《晋书,傅玄传》记载,作为御史中丞的傅玄,以一个西北人士的眼光对司马炎上书谈了5件事情,除了前4件是说如何应对灾害等,第5件就是专门谈西北的战略部署,他说,“臣以为胡夷兽心,不与华同,鲜卑最甚。本邓艾苟欲取一时之利,不虑后患,使鲜卑数万散居人间,此必为害之势也。秦州刺史胡烈素有恩信于西方,今烈往,诸胡虽已无恶,必且消弭,然兽心难保,不必其可久安也。……惟恐胡虏适困于讨击,便能东入安定,西赴武威,外名为降,可动复动。此二郡非烈所制,则恶胡东西有窟穴浮游之地,故复为患,无以禁之也。宜更置一郡于高平川,因安定西州都尉募乐徙民,重其复除以充之,以通北道,渐以实边。详议此二郡及新置郡,皆使并属秦州,令烈得专御边之宜。”也就是说,他认为,由于应当安定和武威之间相距较远,如果羌胡叛乱,能够在这里东躲西藏,和官军打游击战,因此,应该在安定和武威之间再设置一个高平郡(宁夏固原县),以切断秃发部的河西鲜卑和乞伏部的陇西鲜卑之间的联系。对于司马炎在西北的人事安排,傅玄表示赞同。按道理说,胡烈和牵弘应该是比较合适的人选,傅玄没理由不赞同。
胡烈,字武玄——日本战国的武田信玄原来取名于此啊,哈哈——是魏国车骑将军阴密侯胡遵之子,可谓是将门之后。大哥胡广,字宣祖,位至散骑常侍、少府。二哥胡奋,字玄威,以功累迁征南将军、假节、都督荆州诸军事,迁护军,加散骑常侍。胡烈本人,为将伐蜀,常为军锋。钟会反叛,胡烈与诸将都被闭在城内。胡烈年仅18的儿子胡渊,第一个率领士卒,攻进成都杀了钟会,名播四海。牵弘也是如此,他是魏国名将牵招的次子,史书上说,牵弘亦猛毅有牵招之风,以陇西太守随邓艾伐蜀有功,并且,在扬州刺史任上,与吴国大将军丁奉交手,打退了丁奉的进攻。史书对牵弘的评价是:“果烈”。
还有比这样的猛将更合适的人选吗?
但是,晋国朝堂上不同的声音也还是有的,比如,大司马陈骞就是一个例子,据《晋书,陈骞传》记载,(陈骞)因入朝,言于帝曰:“胡烈、牵弘皆勇而无谋,强于自用,非绥边之材,将为国耻。愿陛下详之。”就对司马炎的西北边将的安排提出了异议。不过,司马炎知道陈骞和牵弘有过节。那还是在陈骞做大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的时候,牵弘是他的直接下属,但是,牵弘却“不承顺骞命”,不听他的话。为什么呢?我们只能猜测,这也许和陈骞的出身,以及陈骞和牵弘的为人中寻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