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司马懿并没有背叛曹魏，理由是终司马懿一生，没有称帝。姑且不说高平陵政变以后，把政敌斩杀殆尽，独揽大权，其实从《晋书》记载司马师在234年就毒杀自己的妻子夏侯徽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司马家其实从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在秘密地筹划培植自己的势力，企图颠覆政权了。要知道234年才是魏明帝的青龙二年啊，到嘉平元年的249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事变，还有整整的15年！在那之前，夏侯徽已经看到过什么，也听到过什么了，要不然，司马师不会下此狠手！具体夏侯徽看到过听到过什么，我们无从得知，但是，让我们看看234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也许我们能捕捉到一点蛛丝马迹吧。
那一年二月，诸葛亮第五次伐魏。三月，刘协死。四月，魏国发生大的传染病。五月，吴国大规模进攻魏国。七月，魏明帝南下亲征。八月，诸葛亮死。十一月，洛阳地震。可以说，前半年的魏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而司马师的爸爸被任命为帝国西北军区的最高统帅，抵抗着诸葛亮，并把军心不满的怨气转嫁到魏明帝身上，逼迫魏明帝派辛毗去弹压。 板荡不仅是识忠臣，也是识奸臣的。我们的司马家可能在蠢蠢欲动，也可能在做一些帝国如果崩溃的准备？
夏侯玄、何晏和司马师本来玩的也很好，何晏曾经品评夏侯玄和司马师说：看问题深刻，所以能通达天下之哲理，就数夏侯玄；看问题细微，能处理好天下事务的，那是司马师啦。至于能达到不行而至、不谋而成的神化地步的人，我还没见到第二个。（晏尝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太初是也；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闻其语，未见其人”。）从此，司马师对何晏恨之又恨，对夏侯玄嫉妒得不行。
魏明帝的时候，诸葛诞、邓飏喜欢品评人物，和夏侯玄们玩得好，相互品定，把夏侯玄等4人列为“四聪”，诸葛诞等为“八达”，虽然刘放、孙资、卫臻的儿子，在这些人的眼里看不上，但是碍于他们爸爸的地位，也把他们三个列为三豫（三个预备人才？）但是，夏侯玄栽在了看不起明帝的内弟小毛这件事上了，明帝心想，看不起我内弟，就是看不起我。你名士怎么了，我照样掐了你。就让夏侯玄闲居在家，不过正好，有时间谈玄了。
不光是谈玄，夏侯玄的文采也很高，他写的《乐毅论》因为被后世的王羲之手书而名驰四海，成为宝贝。
第三个人是王弼。
王弼，字辅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城、金乡一带）人。
王弼也十分了得。东汉末年的“八俊”有两个都和他有关系：他的曾外祖父就是刘表，他的五世祖就是王畅，位列三公。而他的继爷爷则是大名鼎鼎的王粲，（“建安七子”之首，和曹植并称为曹王。）东汉末年，王弼的爷爷王凯与族弟王粲避乱荆州，依附刘表，刘表重粲之才。想把女儿嫁给王粲，可是又嫌他形貌丑陋，就把女儿嫁给了王凯，生子王业，王业生了王弼。后来王粲绝嗣后，以王业为继嗣。因为王粲年轻的时候十分了得，过目成诵，十四岁到长安大学者蔡邕（蔡文姬之父）家，蔡邕是倒穿着鞋迎接，并把家藏书籍文章万卷送给了王粲，王粲最后又把书传给了王弼。
王弼从小就喜欢黄老之学，当时的名士在一起谈论问题，大家都一致认为某个道理是正确的，等王弼一来，三下五去二，就把大家说的道理给推翻了，令大家全都佩服得五体投地。正始初年，何晏被提拔为吏部尚书，在学术界声名藉甚，而当时才王弼只有十五岁，何晏呢，已经50左右了，可他一见到王弼就大为欣赏，认为他可以与自己共同探讨“天人之际”，感叹着说：“仲尼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
那么，他们究竟在谈些什么呢？
二十七、正始玄学（2）
人活着，总要给自己找一个活下去的理由。
每天，阳光象金子般地撒在身上，洁净无比的空气荡涤了胸中的污浊。那么，仅此就是生活的全部意义吗？
也许是，也许不是。
但是，对于一个从小尊贵无比、聪颖美貌、有学有识、有志于建功立业而被搁置一旁、无所事事的何晏来说，我敢肯定不是。每天，日出日落，吃喝拉撒，有意义吗？夏侯玄的家庭悲剧，官场的失意，现实生活的平庸和冷酷，也不得不使人把头伸到“窗外”透透空气。如果不让做事，那么，咱就好好的生活，开开文化沙龙，探讨探讨哲学，著著书立立说，也很惬意嘛。
如果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是真实的，那么，我死去以后呢？
要么是什么也没有。如果什么也没有，那对于我而言，这个世界不是也不存在了吗？
如果进入另外的一个世界，那么，这个世界对于我而言，不是就象昨晚我做过的梦一样，彼时是那么真实，而此时却是虚无的吗？因此，这个世界的一切爱恨情仇不都是一场梦境，都来源于无，复归于无吗？
在何晏的思索、论辩和倡导下，当时的士人大多数对于“无是万物产生的本原”这一看法，都比较认同。
我们每一个人大到建功立业，小到吃饭穿衣，在我们的思想深处都有左右着我们非此即彼的原动力，看似理所当然的全身，其实，都有这我们对这个世界和周围事务的本质看法，这就是哲学；一个朝代的施政方针也与统治者的看待事务的根本方法密切相关。西汉初年一直到汉文帝的时候，一直崇尚老子、庄子的哲学，君主“清心寡欲”“无为而治”，认为，统治的根本在于统治者不折腾，不打扰，不干涉，那么，天下自然按照自然的法则符合“大道”地发展。到了汉武帝，思想界发生了一次影响到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的革命，那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原生态的与民休息的不管不问的治国理念，在雄才大略、要求出兵赶跑匈奴的汉武帝眼里，已经失去了往日的作用，而儒家的入世进取、等级观念、忠诚理念等对于规制一个团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儒家关注于团队，关注于进取而设计的种种规矩，却多多少少地忽视了对于个性的关怀。孔子的思想是儒学的源头，但是，在我看来，却和儒家，儒教是两个不同的事物，更与南宋以后，逐渐形成了僵化、禁锢中国人活泼人性的儒学大相径庭。当一种思想被赋予、点缀了很多外在的规矩以后，那规范我们日常生活、逐渐植根于我们脑海中的条条框框作为一种看不见的事务，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独立地成长——离开原初它所依旁着的思想，最终与远来的思想面目全非。
三国，是一个颠覆的时代。各种思想空前活跃，曹操本人通脱自然，引领着那个时代的发展。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各种古老的思潮和文化，审视那已经走上神坛的儒教。自由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
而何晏，在被压抑的仕途上，他思索着自我。他是第一个试图把儒家和道家合二为一的人，用道家的眼光去诠释儒家，援道入儒，调和儒道。他 试图用思辨、用开诚布公的讨论，把被阴阳五行、谶纬迷信神秘化了的儒家思想还原其本来的可亲的面目，用老子庄子的哲学思想解释这个我们生活的世界。
“无”作为何晏哲学的最高范畴，也是一切事务、论辩、行为的出发点。《晋书》卷43《王衍传》：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者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
到曹爽执政，也就是正始这几年中，何晏、夏侯玄因为与曹爽关系友善，被提拔重用。他们在野期间形成的处世哲学并没有因之而改变，反而因为王弼的到来而更加丰富多彩了。可以说，就魏晋玄学的开山者是何晏，集大成者，为王弼。
何晏本来注了《老子》，可是看到王弼也在注释，看看王弼的，自己也不敢称为老子注释了，改成《道德二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