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清议参与的大都是知识阶层，所以比民歌民谣看待问题更为深刻；也由于讨论的大多为“形而上”的问题，所以比击鼓鸣冤之类的就事论事更理性；因为属于民间的讨论品评，自然与臣子谏诤更多的自由度。

清议和前三者比较起来，显得更为超脱，也更能代表当时社会主流的价值趋向。（一般情况下）

正如《红楼梦》所说的“汉家制度诚堪叹，樗栎应惭万古羞”那样，汉代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中国的士人就把儒家的核心价值观作为最高的理想：仁、义、礼、智、信;温、良、恭、谦、让;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在汉代，儒家学者空前绝后地高尚和纯粹，同时，社会上形成了品头论足的浓厚氛围，强大的舆论逐渐成为一个无形的政治势力，这都使汉代的士人高度重视品格的修为，除此之外，个人认为形成这种现象还由于当时的官吏选拔制度和全社会强调道德的力量造成的：当时的官吏选拔是选举征辟，有社会舆论的清议才能被征召，常出现因为一言之评而出将入相，反之，罢职丢官。这种任用办法其实是把官吏的选拔建议权完全交给了社会，往往使敦厚而且真正有才能的人被选拔到政府各级部门，那你说了，那也难免出现虚伪做作的人被误选吧？如果一个人一辈子都虚伪着做善事，那你是说他是个好人还是坏人呢？因为，汉代的清议追随你一辈子，不是你当上官了，就没有人再品评你了。因此，士人和官吏对于公众意见十分敏感，非常谨慎地行事，为了在赢得朝廷的赞誉和避免遭人耻笑。因此，顾炎武对清议的作用评价很高，他说：“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日知录·清议》)

举个例子：《后汉书》记载：“冀州名士崔烈因傅母入钱五百万，得为司徒，于是声誉衰减”。过了许久,他深感不安,问他的儿子：“吾居三公,于议者何如？”崔钧答：“大人少有英称，历位卿守，论者不谓不当为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崔烈又问：“何为然也？”崔钧回答：“论者嫌其铜臭。”

这种无形的力量避免了后代科举制度的只重才能的弊端。顾炎武《日知录，清议》：“降及魏晋而九品中正之设，虽多失实，遗意未亡。凡被纠弹付清议者，即废弃终身，同之禁锢。”（至于清议到后来出现官官相护，彼此吹捧的现象，又当别论。）

真正使“清议”形成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并产生强大的影响力的肇端，还在于东汉桓灵二帝时期出现的两次“党锢”事件。

当时的昏君上梁不正，“桓灵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任用小人——外戚和宦官，小人之间相互倾轧，朝堂上的第3股势力——正直的大臣势力与之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同时，政以贿成，士人失去了进身之阶，在野的士人与当朝大臣合流，激扬名声，非议朝政，清议由原来的察举举士，演变成为党人之议。当权派组织反扑，将在职的大臣销职，更加使在野的士人围绕在销职的大臣周围，成为真正意义上庞大的在野党。巨大的政治压力，也使得清议朝两个方向分化：一是继续入世，二是选择遁世，后者为魏晋源远流长的清谈、谈玄开了先河。

因此，我感觉汉末的清议分成几种形态：

一是，品评人物，传统形态。到晋代逐渐从汉代的品评人内在德操，（如许劭评曹操，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变为注重人的外在风神（如说某人风神俊朗等等）。

二是，评价朝政，党争形态。到晋代高压状态下，基本绝迹。

三是，清谈务虚，遁世形态。到晋代出现竹林七贤，到东晋形成士大夫不理事务的普遍风气。

十一、九品中正（1）

说到九品中正制，就不能不说到一个人——陈群。

陈群，许昌人。

爷爷陈寔，德行高尚，在乡里威望很高，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句话：宁可去坐牢，也不能被陈寔鄙视。在党锢之祸中，他为了宦官们别再抓别人，而自请入狱，出狱后，年龄已经70岁了，以后朝廷只要“三公”的位置空缺，就一定要征召陈寔。陈寔家曾经有一个小偷，伏在房梁上，陈寔看到了对子孙们说：像梁上这位君子那样，人不善良都不是天生的，很多不善的人也都是因为后来环境等因素造成的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把小偷称为“君子”的人，第一个把小偷也归结为能够成为“君子”的人，就是陈群的爷爷。

他从来都是用善良的心，来推己及人，真正实践了儒家“仁就是爱人”“有教无类”的思想——这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国儒家文化之所以被尊崇的核心，是中华民族之所以有别于外族的灵魂。

陈寔有六个儿子，其中陈群的爸爸陈纪是老大，和陈群的四叔，连同陈寔被大家评为“三君子”。

陈寔去世时84岁，“海内赴吊者三万余人，制蓑麻者以百数”，并刻石立碑，谥“文范先生（文为德表，范为士则）”。当时的司空荀爽（曹操第一谋士荀彧的叔叔，因党锢而隐居十余年，写了很多儒家著作，献帝时被任命为地方官，任命才3天，就被提拔为司空，位列三公）等持子侄礼亲临送葬。

可见，陈群的家族不仅在当地属于名门望族，而且是全国的精神寄托。

陈群没有辜负人们的这种期望，大名鼎鼎的孔融本来比陈群的父亲陈纪小点，惺惺相惜，互为哥们，但是看到陈群以后，交往下来，感觉连陈群就如此了得，和陈群很投机，后来，每当孔融每次见到陈纪，再也不敢以平辈相称，开始对陈纪持晚辈对长辈的礼节。

汉朝的察举制，使汉代的文化人空前注重个人品德的修养，异常顾及周围人士的评价，小心翼翼地洁身修行，生怕被社会舆论责难。

然而，到东汉末年，外戚和宦官的专权，使得察举制度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完全变了味。

公众评价指数高的人物，不被选拔；公众评价指数低的人物，可能会因为裙带关系或者行贿被选拔任用。

怎么会这样呢？

任你千般理，我只一路去。

对于宦官和外戚而言，只任用我喜欢的人，管他什么才能不才能的，在他们看来：即使是没有才能的人做官，国家不是照样运转吗？我就叫下面的人为我想提拔的人制造舆论就行了，甚至不用制造舆论，我直接任命就完事，管他鸟舆论（清议）呢？

大有“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的勇气——没有使命感的人总有这种勇气。

这变味的察举制，没有规矩的评议，无序的依据，给年轻的陈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何况身边还有被党锢的爷爷！

刘备作豫州牧的时候，就征辟陈群为别驾（刘备的副手），因此，陈群的起点非常之高。后来，因为刘备不听陈群的建议而接受陶谦的徐州，致使受到袁术和吕布的两面夹攻，陈群感到不想和刘备玩了，就投奔了曹操。

陈群投奔曹操以后就做司空西曹掾属，除了后来做过一段时间的地方官，就一直从事人事管理工作。虽然对曹操不拘一格选拔任用人才（即使是盗嫂受金，只要有才能的，就一概任用，见《三国志，武帝纪》，使曹操的人才层出不穷，以至于达到“武将如云，谋臣如雨”的局面）不能不佩服，但是作为世家弟子，按照“德才并举，以德为先”原则，也不能不对曹操选拔的一些风云人物产生鄙夷甚至反感。

就拿郭嘉来说吧。

郭嘉也是许昌附近的人。《傅子》记载：……自弱冠匿名迹……。《三国志》郭嘉传也未记载郭嘉有什么显赫的身世，可见郭嘉应该是平民阶层，并且，在年少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声望。

这与陈群年少时就被孔融礼敬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不过郭嘉入道早，（郭嘉是司空军事祭酒，也就是曹操谋士之首）一直是陈群的上司。但是对于年轻人而言，你入道早又有什么呢？谁叫我是正规院校毕业的呢，我出身好，就是鄙视你！

何况你行为不检点呢？（不治行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