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任愷仅仅是太子少傅、侍中而已，而对面的却是司空、尚书令贾充啊，可见司马炎对任愷十分看重，也许，下一步司马炎是有意提拔任愷的。

大家喝着酒，聊着天，气氛还算不错。

说着说着，司马炎仿佛是无意之间似地对两个人说：朝廷应该团结一致，大臣也要和平共处。

任愷和贾充赶紧出来下拜，表示谢罪。

司马炎不想过多说些什么，他宽厚地让两个人起来继续喝酒聊天。

但是，二人似乎都误读了司马炎的含义。

他们认为，司马炎既然都知道了，但是并没有严厉指责两人，说明就是两人继续结怨下去，也没有关系。

自从式乾殿宴会以后，两人见面都十分客气，在外人看来，他们两个彼此都很尊重对方，但实际上，相互结怨却更深了。

贾充的手下对贾充献计说：如今任愷总揽门下省，经常和皇帝接触。应该上奏皇帝让他去负责组织人事，这样以来，他和皇帝接触的时间就少了，并且，选拔人才这件事情，涉及到三教九流，很难选拔准确，也很容易出现纰漏，一旦出现纰漏，就好下手啦。

贾充连连点头称是。

于是，等见到司马炎，贾充就盛赞任愷能力强，适宜提拔负责选举工作。听到贾充这样说，司马炎还以为两人真的和好了呢，还称赞贾充慧眼识才，当天就下令任命任愷为吏部尚书。

被任命为吏部尚书的任愷兢兢业业，选举公平公正，深受人们的称赞，工作做到无可挑剔。贾充大为失望。

不过，由于工作性质不同，任愷整天忙于事务性工作，所以，和司马炎接触的时候比以往少多了。这给了贾充、荀勖、冯紞等人可乘之机，一会说任愷奢侈浪费了，一会又说任愷那个啦，反正都是不大不小、捕风捉影的事。贾充让自己的手下高阳王司马珪上书说，任愷狂妄自大，家中竟然用御用之物。

司马珪是司马孚的儿子，因为有才学向来为司马炎所器重，平常也不怎么得罪人，可是，当时贾充是尚书令，是自己的顶头上司，贾充软磨硬泡终于说服了这个老头子，参任愷一本。

此事非同小可，如果你使用皇帝的用品，那可是有忤逆之心啊！是要杀头的。

司法部门迅速介入，但是经过调查，证明任愷家中所用之物是齐长公主在魏国的时候，明帝赏赐的，根本与现在不沾边。

——其实，贾充何尝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不亲自出马？只不过讨厌讨厌你罢了，也把你拉出来晒晒，也叫皇帝恶心恶心你。

但是，还是有明眼人在。山涛长期从事组织人事工作，看看任愷在组织部门所选拔的人，都不错，山涛就向皇帝建议，任命任愷为河南尹，负责京师的全面工作。

可是，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在任愷任职期间，京师经常发生所谓偷盗案件，报案的人数比以往也猛增，而且这些案件都是那么蹊跷，长期抓不到罪犯。贾充们又开始诋毁任愷无能，促使司马炎罢免了任愷，任命他做一个负责宫廷安全事务的光禄勋。

可是，任愷的麻烦还没有完。你负责皇帝的人身安全，最忌讳的是和朝中的其他大臣交往，这是规矩。可是，又有人控告任愷和一个叫刘友的人交往。刘友是什么呢？此人做过立进（今在何处不详，大约在洛阳附近）县令，因为侵夺民田，在263年被司隶校尉李憙弹劾，被处罚，以任愷今日的特殊身份竟然和这样一个罪犯交往，里面肯定有文章。（根据《资治通鉴》司马光的评述，似乎在263年刘友已经被诛杀，但是，从当年司马炎的诏书上看，并无诛杀刘友的痕迹，只是说让严加惩处；结合《晋书任愷传》的记载，刘友在当年应该未被诛杀，而是受到处罚，因此，司马光的评述应该是不确切的。）

事情被交到尚书省负责处理，这可是贾充的后园子啊。

昔日的光禄勋，今天成了阶下囚。但是任愷至死不承认。不过，正直的人到处都有，尚书杜友、廷尉刘良看不过，迟迟不下判。这杜友是什么人？《册府元龟》记载：杜友过去做廷尉的时候，赵王伦因为曾经让手下刘辑买工人居住的房子，将偷盗给皇帝做的御用裘服，大家都认为刘辑不用说了，该杀，至于赵王嘛，是皇亲，不能连坐，不算犯罪。杜友说，赵王也是和刘辑一样是犯罪。最后，在“刚正人”刘毅的支持下，司马炎采纳了杜友的意见，判决赵王伦也有罪，不过，因为其为皇亲，予以赦免。

明托硬抗，这显然是没事找抽。贾充们立即上奏司马炎把三个人一起罢免，废为平民。

从此，任愷彻底淡出晋朝核心层，经过接连不断的打击，任愷自己也心灰意冷，日日纵酒享乐，再也不可能咸鱼翻身，再也不能对贾充构成任何威胁了。

虽然以后，还是被司马炎安排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位置，那只是象征性的安慰罢了，任愷再见到司马炎的时候，只是低着头哭泣，司马炎再三劝慰，任愷始终再也不发一言了。

从此，倒贾派灰飞烟灭，彻底失败。

事后，有人问和峤为什么不营救任愷呢？和裴楷同为王浑女婿的和峤说：元褒（任愷字）如北夏门，拉攞自欲坏，非一木所能支。（见《世说新语》）。意思是说，任愷受到打击以后，自己也不想再去和人争什么了，就象洛阳城北的北夏门一样，眼看着就要倾倒了，不是一根木头能支撑得了的啊！

这就是成语“一（独）木难支”的来历。

99、计杀刘猛

如今再探讨刘猛叛逃的原因，我想大约有以下几个方面吧：

一是，中央政府基于稳定的考虑，对匈奴部众，尤其是匈奴上层的控制逐步加强。从西汉末年呼韩斜单于投降以后，就被留在了中央政府，名义上还成为单于，但是位同列侯，朝廷按月发放工资；匈奴部众也和汉民一样，受州郡统一管理，只不过不用交租税。后来，随着部众人数的增加，中央政府意识到，这些人和汉民有一个根本的不同就在于，汉民的精神乃至实际领袖是皇帝，而匈奴的心中的领袖却是单于，而不是汉人的皇帝。继曹操把匈奴分为五部以后，晋武帝又在其中设置了3率、4率，进一步分化瓦解，并设置不隶属于州郡的护匈奴中郎将，剥夺了匈奴贵族在部众中的实际管理权。

权力之争永远是一切争斗的根本原因，当这种剥权行动超出了被剥夺者所能承受的心理底线的时候，反抗在所难免。

二是，部分达官贵人对胡人的歧视、压迫，造成不满。基于不同民族的文明发展状况，高等的汉人自然而然地对文明程度较低，物质匮乏的胡人产生天然的歧视。当时，在内地的达官贵人经常派人到胡人集居区购买胡人奴婢，被购买来的胡人则从事一些很下贱的工作。比如，根据《三国志陈泰传》的记载，在陈泰担任护匈奴中郎将的时候，不少洛阳的显贵托人给陈泰送钱，托他购买奴婢。陈泰将所送之礼皆挂在墙上，从不打开。这种普遍的歧视和压迫，也造成了民族之间的隔阂和对立，激化了民族矛盾。

三是，为了在匈奴各部建立威信。按照学者的研究，在当时中央政府分而治之策略的影响下，入塞的匈奴部众并不统一，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大的系统：一是南匈奴，名义上的正统，在河内河东；二是居住于原部的即太原附近的匈奴老王的各部；三是再往北的并州屠各匈奴。对于刘猛的世系，后世学者还存在争议，不再赘述。可以说的是，刘猛的叛逃从一定程度上，也是为其他各部族树立一面旗帜，号召大家统一到他的麾下。

但是，从以后事态的发展来看，刘猛的如意算盘并未达到。原因不仅在于晋王朝反应迅速，而且在于其他部落并没有象他原先设想的那样，追随着他蜂拥而来，参加到反对晋朝的行动中来。相反的，对于刘猛反叛晋王朝的举动，即使在他自己的部族里也存在不同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