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路的吴军和杨稷战于分水。陶璜被击败，退保合浦，亡其二将。薛珝大怒，想独自引军还家。陶璜趁夜以数百兵袭击董元，获其宝物，薛珝才向陶璜表示道歉；到271年4月，陶璜从海道出敌不意，直接到达交阯，晋将董元距之。大战在即，陶璜怀疑敌人的断墙内有伏兵，就排列长戟兵站在部队的后面，双方刚一交手，董元就假装退却，陶璜率兵追击，结果董元的伏兵果然杀出，可是，董元没有料到陶璜的长戟兵也从阵后杀出，结果短刀根本不是长戟的对手，董元有一次大败。陶璜把以前所得宝船上锦物数千匹贿赂当地的土匪头子梁奇，梁奇率领1万多部队来帮助陶璜。董元手下有一个勇将叫解系的在城内，陶璜引诱解系的弟弟解象，并让解象劝降解系，又让解象坐着璜轺车，在城外敲锣打鼓的招摇而过。城内的董元心里想：“解象什么也不是，就这样风光，解系看到以后，肯定会投降。”于是就中了陶璜的离间计，把猛将解系杀了。吴国虞汜杀了董元，杨稷就以部将王素代替。孙皓用陶璜为交州刺史。
开始，霍弋派遣杨稷、毛炅等人的时候，和他们有约定：“如果敌人围城不满100天而你们投降的话，在蜀国的家属要被杀掉；如果超过100天救兵不至，那是我的罪过。”杨稷等人守城不满100天，粮食吃完了，请求投降，但是陶璜不允许，并且给城中粮食，让杨稷等人继续城守。陶璜手下的将领们都来劝谏，但是陶璜却说：“霍弋已死，南中肯定是不能救援杨稷他们了，可以等到他们约定的100天满了，然后受降，这样就能使他们的家属无罪，而我等也有仁义之师的美名，不仅可以教育国内的百姓，也可以使敌国感恩，这样不是很好的事情吗！”等到杨稷等约定的100期限满了以后，到271年的7月，晋国的救兵还不至，陶璜才接受了他们的投降。
修则被毛炅所杀，修则的儿子修允随陶璜南征，城降以后，修允要求复仇，陶璜一是认为杀降不详，二是喜爱毛炅勇猛，（《汉晋春秋》称：“炅壮勇。”）因此不同意。后来，毛炅密谋袭击陶璜被发觉，逮捕毛炅以后，辱骂道：“晋贼！”毛炅也大声还骂：“吴狗！你们才是贼！”修允活生生地剖开毛炅的肚子，说：“你还能作贼不？”毛炅仍然骂道：“吾的志向是杀掉孙皓，你爸爸被我杀掉，就象杀了一条狗！”陶璜既擒杨稷等，一起把他们送到建业。走到合浦的时候，杨稷发病死去（有说是呕血死的）。孟干、爨能、李松等至建邺，孙皓将要杀掉他们。大臣们劝孙皓说，这些将领都是忠于所事，应该宽大处理，以教育守边的将士，孙皓就释放了他们，以后孟干逃回晋朝，爨能、李松等人却被孙皓杀了。
晋吴的交趾之争，由于晋朝北方边境不安，加上南中的霍弋死去，使得司马炎没有精力组织有效的救援而在9年以后重新回到吴国手里，但是，交州作为吴国的大后方，仍然继续是晋朝的一颗随时能够利用的棋子，将在以后直接或者间接地决定着吴国的存亡。
把交趾问题全部说完以后，我们接着回过头来，继续说说孙皓在268年要让司马炎闹心的一件事，也是孙皓继位以后做的可以称作第六件大事。
那就是在一边部署平定交州的同时，正面进攻晋朝。
你晋朝说的好听，说要和我和好，你却把刀子插到了我背后，我能善罢甘休吗？我孙皓也要给你晋朝一点颜色……
也就是在268年这一年，孙皓第一次领兵到东关，并派遣丁奉出兵合肥，派施绩（东吴大将朱然之子，孙亮登基後恢复本姓“施”。）出兵江夏（今湖北省云梦县南），万彧出兵襄阳。司马炎命令以司马望统领步骑二万驻军龙坡迎击，声援二城，而荆州刺史胡烈这一路则打败了施绩。
而东路的吴军由老将丁奉和诸葛靓率领进攻合肥，也被晋安东将军司马骏打退。
东西两路均被击败的吴国不敢继续采取进攻态势，退回本国。
虽然孙皓在对晋朝的进攻中并没有捞到多少好处，但是，他的敌对行为，就象蜀国姜维的进犯一样，立即惹起了司马炎的反感，晋王朝开始把灭吴工作摆上了议事日程……
88、密谋伐吴
就在268年孙皓入侵晋国以后，司马炎就有消灭东吴帝国的大志——距离司马昭原先的266年灭掉东吴已经过去了2年了。
然而，晋武帝司马炎在考虑如何应对吴国之前，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国内的饥荒和随之而来的西北地区的稳定。根据《晋书》的记载，其实，从司马炎登基以来，晋国的天灾人祸就一直不断，水灾、旱灾、虫灾、雪灾年年都有，加之伐蜀之役消耗了大量的物资储备，造成公私俱竭。再加上人心并非都对新建立的晋王朝服气，比如，据史料记载，象魏国的原太宰府警卫官（太宰中郎）陈留郡的范粲，自从齐王被废之日起，就辞职回家，不讲一句话，整天吃住在自己坐的车子上，从来不沾晋国的土地，一直几十年，最后死在自己睡觉的车子上。这当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也不同程度地表明，晋国的人心并不稳定，因此，摆在司马炎面前的最大挑战就是要使人民安居乐业，对这个新兴王朝感恩戴德。
可是，老天爷却偏偏不给司马炎面子。不仅连年灾荒，而且还相继夺去自己的重臣，甚至是自己的亲生母亲。
司马炎有点绝望，在他写给死去的妈妈的哀策中，他痛苦地写道：皇考背世，始逾三年。仰奉慈亲，冀无后艰。凶灾仍集，何辜于天。呜呼哀哉！也就是说，自己的老爸3年的孝期刚满，本想着能够好好地奉养娘亲，盼望着不再会有母亲不幸的到来，结果母亲去世的现实还是到来了，我司马炎对老天究竟犯了什么错啊！这里的凶灾，当然是指自己母亲去世的消息，但是，也可以解释为包括母亲去世这个不幸在内的一切灾祸。
这几年来加之于司马炎身上的灾祸太多，他有点不知所措了。
为了使老百姓能够生存，泰始二年，司马炎就曾经尝试建立常平仓，他下诏说：百姓们在丰收的年景往往大手大脚，到了荒年就穷匮了，……致使国家在丰年的时候收不到粮食，到了荒年，老百姓饥饿的时候，国家却拿不出粮食加以赈济，并且，也使得一些不法商贩利用囤积居奇，坑害百姓，如果国家建立长平仓，在丰年的时候用布帛以公道的价格从老百姓那里买来粮食，在荒年的时候再用公道的价格把粮食卖给百姓，就可以使老百姓免于饥寒，社会稳定。
但是，当时的大臣们多数认为，目前吴国还没有平定，军粮也不多，如果抬高粮食价格，虽然对农民有利，但是，粮食价格抬高以后，将在今后的对吴作战中，使朝廷筹措军粮的成本大大增加，影响到统一大业。
所以司马炎的打算没有被通过。
到了泰始四年，司马炎亲自耕田以鼓励农作，并且，面对越来越严重的西北旱灾和中原水灾，他终于下定决心，设立了常平仓，丰年政府买进粮食，灾年卖出，以利百姓。
对于中原的灾害，司马炎当然第一想到的是赈济灾民，如《晋书，武帝》记载，泰始4年九月，青、徐、兖、豫四州大水，伊洛溢，合于河，开仓以振之。泰始5年，青、徐、兖三州水，遣使振恤之。等等，然而，对于泰始4年和泰始5年（公元268-269年）河西、陇右地区连年的大旱，也许司马炎也知道那里庄稼没有收成，粮草全无，但是，史料上却没有见到晋国政府振恤那里羌胡的事情，也许当时帝国的确象司马炎说的那样，没有余力吧，后世的学者多责备晋政府的压迫性，剥削性什么的，假如我们理性地把当时的情景复原，也许我们会给出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当时的羌胡、鲜卑等文明程度很低，也没有文字，不少部族还是吃人族，保留着吃人的习惯，鲜卑、氐族等都有；父亲死了，就把妈妈做老婆，哥哥死了，就把嫂子做老婆；等等，这对于一个崇尚礼教的晋王朝整个主流民意来说，无疑是难以接受的。如果你们家自留地里突然出现了一群语言不通、满身腥儃、时不时偷吃你家东西、老爸死了和老妈睡并生出一大堆孩子、相互杀人吃的野人，遇到了荒年，你家都吃不饱，你还能把你家的粮食拿出来给他们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