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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言说的秘密】

而纵观太宗一朝任命宰相的经历，更是鲜明地体现了这个特点。

宋太宗在位21年，用相8人，平均每人任期不足3年，最短的任期仅1年半。

相不久任，成为宋太宗控制朝政的一个重要手段。

不仅如此，他还不停地来分宰相的权。

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七月，他任命长子元佐、次子元僖兼同平章事，一改以往亲王兼该职仅为虚衔的惯例，赋予二子参政实权，以分割相权。

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十一月，他又故技重施，任命五子均兼同平章事，同时赴中书参与政事，名正言顺地分宰相的权。

宋太宗自己，事无巨细，也都要亲自处理。

有一次，一个京城开封的老百姓敲响了登闻鼓，宋太宗听到鼓响，立刻升殿。

太宗望着跪拜在台阶下的百姓，和颜悦色、充满关切地问道：“老人家，你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吗？”

此人不紧不慢地回答：“陛下，我家的一头公猪丢了，我还指望它配种挣钱呢，这下可怎么是好？”

太宗和群臣听了，不禁面面相觑、哭笑不得。

宋太宗倒也大度，并不怪罪，下令赏赐一千钱，抵偿公猪的价值，算是自己掏腰包替老百姓买了单。

事后，宋太宗忍不住笑着对宰相说道：“这么琐细的事情也要让朕来决断，实在是有点太可笑了。不过，如果以处理这种琐碎小事的心态，处理天下大事小情，四海之内也就没有冤民了。”

可见，宋太宗虽然觉得此事可笑，但仍然认为事无巨细还是应当亲自处理才放心。

一方面事必躬亲，大权独揽，另一方面，相不久任，分割相权，如此一来，宰相们想做一番事业，施展抱负就很难了。

尤其是很多位列执政的大臣，往往刚被任命，屁股还没有坐热，就被莫名其妙赶下台。

长此以往，大臣们都形成了默契，索性崇尚清静无为，墨守成规，宽简自守，乐得清闲，锐意进取被讥笑为轻薄躁动，平庸保守却被视作稳重得体，朝堂之上渐渐生出一股庸碌之风。

宋太宗对这一现象一度有所警觉，曾经对宰相李昉抱怨道：“你们这些在位的人啊，没有进用之前，个个都以管仲、乐毅自许，等到任命为官之后，又个个变得因循守旧，沉默寡言，拿不出治国良策。朕自己日夜操劳，忙得连吃口饭的时间都没有，难道臣子与君主的关系，竟然是这样的吗？”

咳咳，你自己把着权不放手，还怪底下人不干活，赵炅同志，这样真的好吗？

错在自身而不自知，反而求全责备，诿过于人，此举无异缘木求鱼，于事无补。

李昉等人岂能不知其中缘由，只不过众大臣对这个嗜权如命的老板大多敬而远之，不愿争权触了霉头而已。

朝中也有几位正直的大臣看到了问题的所在，比如田锡、谢泌都曾上书直言批评太宗猜忌心太重，任人却疑之，导致下属无所适从，多次讽喻规劝。

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

宋太宗依旧我行我素。

不仅如此，他还在各大中央机构内部，架设了很多的分支机构，分割事权，使得屁大点的事最后都得他这个当皇帝的来拍板，搞得官僚系统臃肿不堪、效率低下，除了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望之外，百无一是，贻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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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生产】

第三个关键词：发展生产

宋朝立国之初，宋搞了一次人口普查，结果很吓人：经过唐末五代百年乱世，至宋初全国仅仅只有300万户。

人口锐减，田地荒芜，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

即使是京城开封一带的土地，开发耕种的也不过十分之三左右。

在中国古代，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是最主要的生产部门，历朝历代莫不将农业视作国之根本。

毫无疑问，宋太宗也非常重视农业生产。

每年正月，太宗都会在京郊举行籍田大礼，自己亲自上阵，撸胳膊、挽袖子，扶着铁犁耕田。

依照礼制，皇帝只需要象征性地掌犁走三步，就算是礼毕了。

宋太宗却意犹未尽，每次均是一口气犁上几十步，直至气喘呼呼，方才停下，以实际行动劝农耕种，以为天下表率。

有时兴致所在，还写上一首籍田诗，赐给近臣，劝课农桑。

为调动农民耕种的积极性，宋太宗还曾经下诏规定，允许各地农民开垦荒地，成为自家永业，可以世代传承，号称“永业田”，同时免除其头三年的租赋，三年之后也只收三分之一的租赋。

如此有吸引力的政策，自然大大刺激了民间的开荒事业，各地农业生产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

不仅鼓励民间开荒，宋太宗还积极支持军队屯田。

淳化四年（公元993年），宋太宗力排众议，采纳何承矩的建议，任命其为制置河北沿边屯田使，调拨各州地方部队18000人，实行屯田。

何承矩率军在雄州、莫州、霸州等地（即今天的雄安新区一带）兴建堤坝600余里，开垦荒地，种植水稻，并疏通河汊水渠，设置泄洪闸门，引白洋淀之水灌溉，甩开膀子干起了轰轰烈烈的屯田事业。

当年八月，稻谷成熟。

何承矩命人载着满满数车金灿灿的稻穗，运送至京师，向朝廷报喜。

宋太宗看到金黄的稻谷，龙颜大悦，立刻下诏褒奖。

河北屯田，大获成功！

在大规模开垦田地增加粮食产量的同时，宋太宗还特别重视农业技术的运用，着力提高粮食质量。

宋太宗曾经命令各地遴选一批熟悉生产、掌握技术的农民为农技师，每县配置一人。

农技师的待遇较为优厚，不仅赋税杂役一概免除，而且开垦的荒田永不收税。

有权利必有义务。

农技师的主要义务就是负责勘测辖区的田地状况，了解每块田地的肥沃贫瘠程度以及适宜耕种的农作物品种，再结合各家各户的劳动力、农器具、耕牛等状况，合理分配田地，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从而充分发挥每一块土地的效用。

如此一来，不仅各地耕种面积扩展，而且农作物生产的质量也显著提升，极大地促进了大宋帝国农业的发展。

农业生产丰收之后，粮食如何有效贮藏，也是宋太宗非常关心的问题。

端拱二年（公元989年），宋太宗下令设置折中仓，淳化二年（公元991年）又下令设置折博仓，专门用来储蓄粮食。

淳化三年（公元992年）京城附近粮食大丰收，宋太宗派人高价收购粮食，并腾出京城近郊众多仓库，大量贮藏粮食，这些仓库后来被称为“常平仓”。

待到饥荒之年，官府便打开常平仓，开仓放粮，低价出售，救济灾民，调节粮价。

常平仓从此成为有宋一代储粮赈灾、平抑粮价、稳定经济、安抚百姓的“定海神针”，对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自古以来，农民多半靠天吃饭，一旦遇上天气不好，可能就是灭顶之灾。

淳化二年（公元991年），京城附近大旱，数月无雨，又赶上蝗灾，大群的蝗虫到处啃噬青苗。

宋太宗得知各地奏报，心急如焚，对宰相吕蒙正说出了这样一番话：“百姓有何罪？！上天如此惩罚，大概是朕德行有亏吧（呃…真相了…）。朕命你们在文德殿前筑起一座高台，朕要登到台上，如果三天还不下雨，你们就点把火，把朕给烧了，以报天谴。”

吕蒙正和众大臣闻听此言，不禁众脸懵逼…

大哥，你这是要闹哪样啊！

宋太宗也就此成为史上第一个自焚求雨的皇帝。

好在，这位仁兄的运气还不错，第二天，果真天降大雨，久旱逢甘霖，农作物得救了，蝗虫也大片大片地死掉，自焚的事自然也就无人再提。

可见，宋太宗不仅文学水平不错，貌似天文也学得很好嘛。

当然，宋太宗此举虽有作秀之嫌，但为了天下苍生，此等作秀还是应该点个赞的！

在宋太宗的鼓励和号召下，大宋帝国的农业生产逐步发展起来，至太宗晚年，全国垦田的数目达到了310余万顷，比末年的垦田面积还多出20余万顷，人口也大量增加，总数比汉唐兴盛时期还多出一倍有余。

农业的发展，极大地增强了大宋帝国的国力，繁荣了经济。

但是，有句古诗说的好：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国力再强，也须节俭，爱惜民力。

为此，宋太宗多次强调要勤俭节约，甚至带头穿旧衣服，率先垂范，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崇尚佛道方面，宋太宗却是大把大把地、挥霍，不计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