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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而无功】
由此,逼得李继迁主动撤围回救。
也就是说,宋军绕远道走赤柽路的目的就是故意秀给李继迁看,让其知道宋军的意图,以便解灵州之围。
这也是此次五路出兵的主要目的:不是打,而是救。
但是,李继隆却理解为此行的目的是去端李继迁的老窝。
所以,当卢斌提出走橐驼路的建议时,李继隆不禁眼前一亮。
误会,天大的误会啊!
就这样,一向颇有主见的皇家大舅子李继隆再一次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走橐驼路,直奔乌白池。
当然,李继隆也不傻,先斩后奏这种大事还是要留个后手的,于是,他派自己的亲弟弟李继和立刻前往京城当面向宋太宗汇报路线变化的事。
宋太宗得报大吃一惊,没想到自己这位大舅哥这么不省心,总是喜欢和自己对着干。
他厉声训斥李继和:“你哥哥这样做,必定坏我大事!朕原定的路线,目的就是让李继迁主动撤围,你们另择路线,完全违背了朕的意思!你现在立刻回去,告诉李继隆,必须按原路线进军!”
李继和眼见皇上真的动怒了,惊得出了一身冷汗,接旨后,不敢怠慢,星夜兼程,赶往环州。
可惜,在那个没有飞机、高铁的时代,紧靠军马的四条腿,从京城开封到甘肃环州,再快也得走个十天半个月,等到李继和气踹呼呼赶到环州时,李继隆早已率军沿橐驼路直奔乌白池而去了。
李继隆部出发不久,就遇到了由庆州出发的丁罕部,两军合为一路,继续进军,一连走了十几天,连党项人的鬼影子都没见到一个,只好无功而返。
这两路宋军,算是白瞎了。
【少年英雄】
由麟州出发的张守恩部,倒是遇上了李继迁手下的一小股部队,可惜,张守恩怯弱畏战,不敢迎敌,领着部队武装游行一番,咋咋呼呼,算是交了差,回来了。
这一路,也没戏。
剩下的两路:王廷召部与王超部算是严格执行了作战计划,两军顺利抵达乌白池会师,并且在乌白池附近遭遇李继迁的主力。
由于其余三路宋军并未按时到达,仅凭王廷召、王超这两路宋军,从实力对比来看,确实难以对付李继迁。
宋军只得扎住营盘,任凭李继迁如何挑战,就是坚守不出。
就这样耗了一天。
如果一直这样耗下去,显然对宋军极为不利。
关键时刻,王超的儿子,年方17岁的王德用站了出来,主动向父亲请战,他认为大军不宜久居此地,应趁士气尚在趁势出战,痛击敌军,再伺机拔营撤军。
王超沉吟了片刻,觉得儿子说的确实很有道理,于是拨给他5000精兵,嘱咐其日落之后对李继迁部发起突袭。
王德用领命而去。
太阳的最后一抹余晖从地平线上消逝了,世界陷入了一片黑暗。
骂了一天阵的党项士兵,三三两两回到了军营,准备生火做饭,喝水休息。
突然,对面的宋军营盘,大门洞开,一支人马如旋风般直冲而出,杀奔而来。
党项人众脸懵逼,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宋军已经到了眼前,顿时人仰马翻,一片大乱。
李继迁只好领兵仓促应战,双方你来我往,杀得难解难分。
少年王德用领着5000精兵,与李继迁的大军缠斗了足足三天,杀得敌军身疲兵敝,终于迫使李继迁部稍稍退却。
宋军主将范廷召、王超见状,决定抓住机会立刻收兵回撤。
王德用向父亲王超建议,大敌当前,回撤必须严守队列,否则一旦遇袭,不复行伍,后果不堪设想。
王超深以为然,于是决定由儿子王德用下达撤军命令。
王德用严令全军:撤退之时必须保持队形,胆敢乱行者,斩!
全军被这位英雄少年的威严气势所折服,无不从命。
王超作为主将,也乖乖听令,服从儿子指挥。
命令下达之后,全军队伍整齐,缓缓后撤,井然有序。
王德用又派兵事先抢占距夏州50里的险关要隘,作为接应。
李继迁率军一路悄悄尾随宋军,企图趁其阵型散乱之际,发动偷袭,可惜一路之上,宋军队列整齐,戒备森严,并无可乘之机,李继迁于是不敢再靠近,这两路宋军终于从敌境,从李继迁的眼皮子底下,安全撤回。
多亏了英雄少年王德用,小小年纪,一派大将风度!
五路出军,至此结束。
【痛定思痛】
从结果来看,的确达到了围魏救赵的目的,灵州之围解了。
但也仅此而已。
轰轰烈烈的出兵,马马虎虎的收场,颇有点虎头蛇尾的感觉。
毕竟,对西北地区威胁最大的李继迁的势力并没有受到根本的动摇。
从公元982年到996年,在长达近15年的时间里,宋太宗几乎用遍了政治、经济、军事等各种手段,却始终无法掐死那只可恶的小强—李继迁,不但没有剿灭,反而越剿贼兵越多,越剿贼势越大。(赵炅:我能怎么办,我也很绝望啊…)
当年的这块芥癣之疾,如今已经渐成心腹之患,发展为病入膏肓之势,严重威胁大宋西北边境的安宁。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宋太宗对于西北的局势根本没有一个全局的考虑,未能一开始就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统一思路,综合施策,导致打击力度始终不够,无法形成歼灭性的成果,给了李继迁生存发展的空间。
另一方面,则是“将从中御”“以文驭武”等政策的泛滥,导致边将束手束脚,疲于奔命,穷于应付,每每师出无功。
从此,一步一步,西北的局势愈加难以收拾。
偏偏宋太宗在位期间,还格外热衷于军事,然而宋军两次北伐契丹、数次讨伐党项,均以失败告终。
为了应付连绵不断的战争,太宗又不得不连续扩充军队,使得军队规模不断扩大,到太宗晚年时,全国军队的总数已经高达60余万,是晚年的两倍。
然而,兵在精不在多。
冗兵必然导致冗费,再加上太宗不断地开科取士,扩充文官队伍,导致冗官冗吏持续增加,这些都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繁重的兵役、庞杂的赋税、无尽的盘剥,致使社会矛盾日益激化起来,终于爆发了一场惊天大变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