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就是，那位学历高得吓死人的南唐旧臣张洎，另一位则是，开封府旧人现任右补阙的石熙载。

这二位，专门负责进士考试。

左赞善大夫侯陶等人则负责其他诸科考试，户部郎中侯陟负责总监考。

随后，张榜天下，广而告之。

不久，由全国各地选拔出来的贡士共计5300多人齐聚京师参加此次科举，文彦俊才云集，一时蔚为壮观。

经过第一轮笔试，礼部正式上奏合格的人员名单。

随后，太宗亲临讲武殿，进行殿试，他亲自出了诗赋题，并令翰林学士李昉、扈蒙按照考生答卷优劣确定三个等级，最终结果至此终于揭晓：

录取以吕蒙正为首的进士共109人。

两天后，除进士科之外的其他诸科，结果也揭晓：录取207人，并赐进士及第。

从录取人数上看，此次科举得人已经超过了300人，已经是一朝录取人数最多那次（31人）的10倍，但是，即便如此，太宗仍然意犹未尽，他又命礼部去查阅考生档案，结果发现有184人已经连续参加了大宋王朝15次科举，却仍未中举。

而宋在位时，科举一共才举办了15次。

这也就意味着，这184位仁兄，从大宋开国之始，就一直在考试，苦哈哈地考了21年，仍然是名落孙山。

宋太宗见状，大笔一挥，别考了，都录取了：一并赐予进士出身。

一个巨大的馅饼就这样从天而降，这些已经考得快神经的考生，此刻，幸福得像花儿一样。

这样的节奏，似乎停不下来了。

还有7人考试《九经》科不合格，本已无望录取，但是，宋太宗可怜他们年事已高，考试考得须发皆白，儿孙满堂，于是，亲自特批了一份录取通知书：赐同《三传》出身。

这7位仁兄泪流满面：终于熬出来了！

幸福，soeasy!

至此，总共录用人数为：507人！

要知道，一朝十五榜才一共取进士188人,平均每榜只有约13人。这样一对比，就知道，太宗朝第一次科举取士有多夸张了。

不仅录取人数多，更重要的是，起步也很高。

这一榜进士的第一、二等以及通过《九经》科考试的，要么授予将作监丞、大理评事等中央部门的美差，要么授予通判诸州等地方重要官职。

要知道，通判可是地方实打实的二把手，起步就是从五品，相当于副厅级。

反观一朝，开宝八年（975年）的状元郎—王嗣宗，也只是被授予秦州司理参军，仅仅为从九品，相当于一个根本就排不上号的股级干部，以致于当地的知州都不把这位状元郎当回事儿，最后竟然还出于私愤，将王嗣宗诬陷下狱。

再看升迁速度，建隆三年（公元962年）的状元郎马适，在地方历练11年后，直到开宝六年（973年），才当上了通判。

这么一对比，我们就发现，太平兴国二年的这批进士，简直就是掉到了蜜罐里，不仅起步的品级远非朝的状元郎可比，甚至连迈入官场的那一刻，就瞬间节省了朝状元11年摸爬滚打的光阴。

不仅如此，从最终的仕途发展轨迹来看，朝的进士也没法和太宗朝相比。

朝的进士，在在位时，官至执政（任职中书省和枢密院的副部级以上官员，合称“执政”，如参知政事、同知枢密院事等）以上的，一个也没有。

而太宗朝的进士，在太宗在位时，已经至少有16人位至执政，2人位至宰相，太平兴国二年这一榜的状元吕蒙正已经两度拜相。

更为夸张的是，从考中进士到位居执政，最短的仅仅为6年时间，其中就包括这一榜中的吕蒙正、李至、张齐贤、王沔等4人，故而这一榜也被时人称之为“龙飞榜”。

这简直就是《增广贤文》中所说的“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

待遇好得有点没天理的感觉…

这一群被幸福砸的晕头转向的天子门生，还没有回过味来，幸福又再次降临。

皇上亲自给每一位进士都送了一件绿袍，并赐宴开宝寺，同时赠诗两首，以示庆贺。

不久，在吕蒙正等人离京赴任之际，宋太宗又亲自接见新科进士们，他语重心长地表示：“各位爱卿到得治所之后，如果发现地方上有不利于老百姓的事情，可以随时向我报告。”

这就意味着，这一批进士又得到了皇帝赋予的一项特权：密奏权，可以直接向最高领导人汇报情况—直达天听！

随后，宋太宗又赐给每人20万钱，作为沿途用度。

这恩宠，简直，不要不要的啊。

就连当时的宰相薛居正也觉得皇帝的赏赐太过了，直言进谏道：“取人太多，用人太骤。”

可是，此时的宋太宗，正想通过科举，大兴文教，于是，对于宰相的建议，结果自然是置之不理。

这一榜进士的待遇，正如史书所载：“宠章殊异，前代所未有也。”

太平兴国二年的这一榜，就此以这样的历史定论载入了史册，也由此拉开了太宗朝大规模取士的序幕。

纵观太宗一朝，进士取士之多，擢升之快，在历朝历代中，都是罕见的。

以端拱元年(公元988年)为例，这一年吕蒙正当上了宰相,以他为代表，这时的中书省、枢密院等中枢要职中,也几乎全是太宗朝的进士。

到太宗晚年时期，上至中央，下至地方，满朝遍布科举之人，宋朝自己培养选拔的文人士大夫，已经完全主宰了当时的朝野。

由科举登科，由进士授官，由州郡入相，成为了宋朝文人仕途的标准模板。

科举高中，成为了每一个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目标，成为了被社会公认的至高荣誉。

可以说，到太宗晚年之时，其“兴文教、抑武事”的目的已基本达到，文人政治已经完全取代了五代时期的武人乱政，宋朝的文官统治正式确立。

仔细分析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宋太宗大开科举之门，别有深意。

一方面，大兴科举本来就有助于实现其达成文官统治的目的，另一方面，刚一继位，就大规模取士并给予格外的优待，无疑是为了推恩及人，利用大量的天子门生，掌控地方乃至中央实权，从而巩固自身的帝位。

于国于人于己，皆大欢喜。

太宗的政治手腕，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