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初年的大臣蔡惇也曾经在《夔州直笔》中记载：召陈抟入朝，宣问寿数，对以丙子岁十月二十日夜或见雪，当办行计，若晴霁须展一纪。至期前夕，上不寝。初，夜遣宫人出视，回奏星象明灿。交更，再令出视，乃奏天阴，继言雪下，遂出禁钥，遣中使召太宗入对，命置酒，付宸翰属以继位，夜分乃退。上就寝，侍寝者闻鼻息声异，急视之，已崩。太宗于是入继。

李焘认为，“按惇所载，与文莹略同”。

因此，对于文莹的记载，我认为，可以作为研究赵匡胤之死的基本史料。

另外，还有两条重要的史料，不可不提。

一是司马光的《涑水记闻》，二是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

先说《涑水记闻》。

《涑水记闻》是司马光的一部语录体笔记，这本书比较详尽地记载了北宋立国后100年左右的历史事件，为后世留下极其珍贵的史料。

司马光同样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史学大家，他历时19年，撰成历史巨著《资治通鉴》，与司马迁的《史记》并列为中国古代之史家绝笔，司马光与司马迁也被称为史家之“两司马”，是史学界的双子星，难以逾越的两座高峰。

因此，司马光的《涑水记闻》完全可以作为史学研究的基本资料。

在《涑水记闻》中，司马光记载如下：

初晏驾，时已四鼓，孝章宋后使内侍都知王继隆召秦王德芳，继隆以传位晋王之志素定，乃不谒德芳，而以亲事一人径趋开封府召晋王。见医官贾德玄先坐于府门，问其故，德玄曰：“去夜二鼓，有呼我门者，曰‘晋王召’，出视则无人，如是者三。吾恐晋王有疾，故来。”

继隆异之，乃告以故，叩门，与之俱入见王，且召之。王大惊，犹豫不敢行，曰：“吾当与家人议之。”入久不出，继隆趋之，曰：“事久将为他人有矣。”遂与王雪中步行至宫门，呼而入。继隆使王且止其直庐，曰：“王且待于此，继恩当先入言之。”德玄曰：“便应直前，何待之有？”遂与俱进。至寝殿，宋后闻继恩至，问曰：“德芳来邪？”

继隆曰：“晋王至矣。”后见王，愕然，遽呼“官家”，曰：“吾母子之命，皆托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貴，无忧也。”

如果说，文莹在《续湘山野录》中，记载了赵匡胤驾崩前的最后活动，那么，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中，则记载了赵匡胤驾崩后，赵光义继位的整个过程。

不写赵匡胤死的过程，而写赵光义继位的经历，身为宋臣，司马光也算是用心良苦了。

这之后，就是南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

李焘以文莹《续湘山野录》中的记载和司马光《涑水记闻》中的记载为基本史料，重新撰写了赵匡胤死亡及赵光义继位的全部过程，全文如下：

初，有神降于盩厔县民张守真家，自言：“我天之尊神，号黑杀将军，玉帝之辅也。”守真每斋戒祈请，神必降室中，风肃然，声若婴儿，独守真能晓之，所言祸福多验。守真遂为道士。上不豫，驿召守真至阙下。壬子（十月十九日），命内侍王继恩就建隆观设黄箓醮，令守真降神，神言：“天上宫阙已成，玉锁开。晋王有仁心。”言讫不复降。上闻其言，即夜召晋王，属以后事。左右皆不得闻，但遥见烛影下晋王时或离席，若有所逊避之状，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声谓晋王曰：“好为之。”

癸丑（十月二十日），上崩于万岁殿。时夜已四鼓，宋皇后使王继恩出，召贵州防御使德芳。继恩以传国晋王之志素定，乃不诣德芳，径趋开封府召晋王，见左押衙程德玄先坐于府门。德玄者，荥泽人，善为医。继恩诘之，德玄对曰：“我宿于信陵坊，乙夜有当关疾呼者曰：‘晋王召。’出视则无人，如是者三。吾恐晋王有疾，故来。”继恩异之，乃告以故，扣门与俱入见王，且召之。王大惊，犹豫不行，曰：“吾当与家人议之。”入久不出，继恩促之曰：“事久，将为它人有矣。”时大雪，遂与王于雪中步至宫。继恩使王止于直庐，曰：“王且待于此，继恩当先入言之。”德玄曰：“便应直前，何待之有！”乃与王俱进至寝殿。后闻继恩至，问曰：“德芳来耶？”继恩曰：“晋王至矣。”后见王，愕然，遽呼官家，曰：“吾母子之命，皆托于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贵，勿忧也。”

仔细对照，我们发现，李焘的最终版本与文莹的最初记录有几点不同：

第一，改太宗“有不可胜之状”为“有所逊避之状”；

第二，改“引柱斧戳雪”为“引柱斧戳地”；

第三，改“好做好做”为“好为之”，并在前加“大声”二字。

第四，删去了“是夕太宗留宿禁内”等句。

第五，写张守真道士那一段，用的也是神化手法，看看即可，不必当真。

当然，李焘的最终版本与司马光的最初记录也有一点不同，那就是，李焘据《国史》考证，司马光所记载的“王继隆”实为“王继恩”，“贾德玄”实为“程德玄”，至于其他的内容，则大致相同。

以上就是迄今为止，可供研究赵匡胤之死、赵光义继位的三份靠得住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