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十八章整风运动】

五代十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最为黑暗、秩序最为混乱、风气最为污浊的时代，各地军阀穷兵黩武，滥杀无辜，草菅人命，社会上弥漫着崇尚武力、迷信武力的氛围，秩序规则无人遵守，道德仁义被无情践踏，正如史书所言：“唐季接五代，或三四年，或五六年，乱离涂炭，冤号天地。金血之气，烁尽冲和，苦哀之声，求息不暇。”

登基伊始，赵匡胤就非常重视对整个社会秩序的重构，努力扭转五代时期颓废的社会风气，重建秩序和规则，重塑儒家传统价值观，力图以遵从规则、崇尚文明、弘扬道德的醇厚社会氛围，推动整个社会由大乱走向大治。

于是，大宋王朝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

【明典慎刑】

赵匡胤的第一刀砍向了与老百姓身家性命息息相关的刑狱系统。

宋朝立国之初，在刑狱方面，面临的是五代时期留下的一个烂摊子：“五代以来，典刑驰废，州郡掌狱吏不明习律令，守牧多武人，率恣意用法。”

国家的法律体系是否健全，掌控司法权的官员是否严格执行法律，老百姓是否自觉遵守法律，对于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序，具有基础性、全局性、关键性的作用。

其中，建立健全完善的法律体系是第一步。

赵匡胤对这个问题看得很准，即位不久，就召见了大臣窦仪等人，要求结合实际尽快制定一部全国通行的刑律。

窦仪等人在借鉴前代刑法的基础上，详加删改，编撰出台了大宋第一部刑法典：《宋刑统》。

《宋刑统》认真参考了代表中国封建法典最高立法成就的《唐律疏议》，详细收集了唐朝开元二年（公元714年）至宋建隆三年（公元962年）240余年间的相关刑事法律规范，按照律、令、格、式的形式分门别类编排，创造了一种新的立法形式，并为后世所效仿。

由于《宋刑统》的立法水平较高，在319年的两宋时期，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改动，终宋一朝，始终沿用，也算是创造了中国古代刑事法典的一个奇迹。

建隆四年（公元963年）7月，赵匡胤正式下诏，命当时的最高司法机构—大理寺刻板摹印《宋刑统》，颁行天下，《宋刑统》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首部刊印颁行的法典。

《宋刑统》的正式颁布，为大宋各级官吏特别是掌握司法权的官吏提供了基本的断案依据。

有法可依，还要做到，有法必依。

对这一点，赵匡胤也很重视。

他经常强调三个字：论如律。即，官员断案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以法律为依据，坚决避免随意用刑、滥施刑罚的情况。

在这方面，赵匡胤要求树立榜样。

他期望全国各地主管刑狱的官员，都能像西汉时期著名的司法官员张释之、于定国那样，严格依据法律，审慎处理案件，既能明察秋毫，又能处刑得当，不枉不纵，合法合情，真正实现“天下无冤”。

用现在的法律术语来说，就是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赵匡胤同志的法制理念还真是超前哪。

为了保证不冤杀一人，他还下诏恢复了死刑复核制度，要求凡是死刑罪犯必须上报中央刑部复审之后，才能执行死刑。

人命关天，敢不慎欤？！

不仅如此，赵匡胤还常常亲自上阵，问案断狱，了解具体情况，检查国家刑律的执行状况，常常忙得焦头烂额，虽如此，他却乐此不疲。

一个尊重每一名普通老百姓生存权、生命权的皇帝，当然也能得到每一名普通老百姓的尊重。

刑狱系统的一系列变化，扭转了五代时期滥杀、枉杀的黑暗政治氛围。

【整饬吏治】

五代时期，贪官污吏横行，他们盘剥百姓，大肆搜刮，贪赃枉法，寡鲜廉耻，社会秩序被破坏，社会风气被带坏，害国害民之大，莫过于此！

贪官污吏不除，百姓难见天日，政治难以清明，风气难以扭转，正是基于此，赵匡胤将整饬吏治作为了整风运动的重中之重。

建隆二年（公元961年）9月，赵匡胤派遣大臣梁义出使南唐，临行前，他特地召见梁义，面授机宜。

梁义拜谢退朝后，赵匡胤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要当审择其人耳。”

意思是说，朝廷对于官员的选择，务必要慎重啊。

这句话，也反映了赵匡胤整饬吏治的基本思路：严把入口，审慎任官。

作为从社会最底层奋斗起来的自主创业者，赵匡胤有着丰富的社会阅历，很清楚什么样的人适合做什么样的官，他有一句话经常挂在嘴边：纨绔子弟只知道饮酒作乐，哪里知道民间疾苦。

因此，对于前代一直流传至宋朝的官员们的福利—“恩荫”制度（即父亲当官，儿子可承父荫直接获得当官资格，其实，就是变相的官员世袭制），赵匡胤首先进行了调整，他规定，凡是因父辈恩荫得到做官资格的，一律先从具体办事人员干起，不可马上任命为一方父母官，简言之，先好好干活，组织考察后，再考虑是否担任实权官职。

下面这件事，更能清楚地看出，赵匡胤对于选官任人的基本态度。

开宝八年（公元975年），国家歌舞乐团团长（教坊使）卫德仁同志因年事已高，请求朝廷给个待遇：外放为地方官，并且引用了五代后唐时期演艺界人士（伶人）外放领州郡长官的故事为例。

这个老家伙真是越老越糊涂啊，当年后唐庄宗李存勖号称“李天下”，不正是因为宠幸伶人而丢了天下吗？

赵匡胤看到卫德仁的这份奏章，自然是大为不快。

他厉声呵斥：“用伶人为刺史，正是李存勖的失策之处，难道可以效法吗？！”

宰相出来打圆场，建议授卫德仁为地方某一州郡的司马（无实权的中低级地方官员）。

即便如此，赵匡胤仍然不同意，他很清楚，此风不可长，于是，明确地指出：“地方州郡的司马一职，历来是由读书人担任的，不可轻易授予，此辈（请注意这个词）只适合继续在歌舞娱乐系统中迁转。”

最终，任命卫德仁为太常寺大乐署令。

所谓太常寺，即为中央掌管礼乐的最高行政机构，而所谓大乐署令，实际上只是从七品的无实权的小官。

由此可见，此辈在赵匡胤心中到底几斤几两。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赵匡胤对翰林学士的任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