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永远最重要】

削夺石守信等人的军权后，赵匡胤曾经想让天雄军节度使符彦卿统领禁军。

符彦卿，是李克用的养子李存审（原来姓“符”，被李克用收养后改姓“李”）的第四子，十三岁的时候就能上马杀敌了，也算是五代的一员骁将。

不过，五代时期，名将如云，若单论武功，老符削尖了脑袋，恐怕也挤不进前十。

但是，如果说到命好，恐怕就算是第一了。

符彦卿的三个女儿，两个嫁给了后周世宗柴荣，且被柴荣先后立为皇后，另一个女儿嫁给了宋太祖的弟弟赵光义，后来也被立为皇后。

三个女儿，均为皇后，老符也籍此，贵为两朝国丈，这命好的真不是一点半点啊！

放着现在，老符完全可以闲来无事，写一本《“育”女心经》（注意，不是《玉女心经》啊，看错的同学自觉鄙视一下自己），抖一抖超级皇后的培养秘诀，保证立马闯入国内畅销书前三，绝不是吹的！

由于这层姻亲关系的缘故，赵匡胤兄弟俩对符彦卿都比较敬重，也正因为如此，赵匡胤觉得把兵权交给老符比较放心。

可是赵普不放心。

这边赵匡胤把任命状都拟好了，那边赵普就是压着不发，并力劝宋太祖深思。

赵匡胤很不高兴，怒了：“朕对符彦卿不薄，他绝不会辜负我！”

赵普马上回了一句：“周世宗对陛下也不薄，陛下何以负周世宗？！”

赵匡胤一听，愣了，默不作声，终于收回了成命。

至此，在赵普的循循善诱下，赵匡胤总算是明白了一个道理：

制度永远都比人重要！千万别迷信人！

一个合格的政治家首先要做到的，就是绝对不能感情用事！

也就是从这一刻起，赵匡胤彻底抛弃了对人性品德的幻想，转而以制度建设为核心，集中全力解决五代乱政的根源，重新构建新王朝的各项军事制度。

【办法是想出来的】

在赵普的建议之下，赵匡胤所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对中央禁军的机构进行了改革，将原来的两司改为了三衙，即将原来的侍卫司和殿前司调整为殿前都指挥司、侍卫马军都指挥司和侍卫步军都指挥司，这就是所谓的三衙统领。

这种机构设置的结果就是：禁军的权力被一分为三，名副其实的“三权分立”。

同时，赵匡胤又选拔了一批参加“革命”时间不长、群众威望不高、资历较浅的将领担当三司的长官。

这样做的好处很明显，三个打工仔之间互相牵制，防止专权，从而保证皇帝对于中央禁军的绝对控制权，皇权进一步得到了强化。

第二个措施则是：建立了不同于前朝的军事调拨机制。

枢密院是当时的中央最高军事机关，掌管着全国军队的调动大权。

为了保证皇权对于军队的绝对控制，赵匡胤定下了一个铁打的规矩，那就是枢密院必须直接秉承皇帝旨意，有皇帝正式签署并敕印的诏书，才能调动全国军队，否则一兵一卒都不能动。

由此，军队的调动和指挥大权就被皇帝直接掌握了。

同时，枢密院与三衙又各有所司：枢密院有调兵之权，却不掌管军队；三衙掌管军队，却无调兵之权。

通过这种制度的设计，使得调兵权与领兵权分离，各自独立，相互制约。即所谓“兵符出于枢密，而不得统其众；兵众隶于三衙，而不得专其制。”

并且，为了保证皇帝对于军权的直接控制，赵匡胤还规定，今后每逢有战事，均由皇帝临时性的任命统帅（率臣）领兵出征，战争一结束，统帅即立刻回枢密院交接兵符，向皇帝报到，同时罢除兵权。

即，所谓“枢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诸军，率臣主兵柄，各有分守”(《宋史�9�9职官二》)，从而实现了“发兵之权”、“握兵之重”、“统兵之职”的分立，这样就使兵将分离、将不专兵，武将专权的风险由此大大的降低了。

第三个重要措施是：建立了内外相维的兵力配备制度。

赵匡胤采纳赵普的建议，把禁军的兵力一分为二，一半屯驻在京城，一半戍守各地，使京城驻军足以对付外地可能发生的变乱，同时外地驻军联合起来也足以制止京城驻军可能发生的内变。

内外军队互相制约，大眼瞪小眼，谁都不敢搞小动作。

而坐在上面的boss—皇帝也就可以牢牢地控制全国的军队了，所谓“内外相制，无轻重之患”，这就是“内外相维”的军事力量分配原则。

第四个措施是：实行兵将分离制度。

赵匡胤以“习勤苦，均劳逸”为名，命令无论驻屯京城的禁军，还是驻在外地的禁军都必须定期调动，京城驻军要轮流到外地或边境戍守，内外轮换，定期回驻京师，这种轮流驻防的办法就称为“更戍法”。

这种方法名义上是锻炼士兵吃苦耐劳，实际上是借着士兵的经常换防，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的局面，将领很难在士兵中建立自己的声望，也就再也不能率兵同皇帝对抗了。

为了锻炼士兵的体能，防止士兵偷懒，赵匡胤甚至还定下了这样一条军规，即部队若驻扎于城东，则必须将军粮所安置于城西，士兵若要取得每月的口粮，必须从城东跑到城西自己去拿，即所谓“兵不至于骄惰”。

于是，在当时的中国大地上，就出现了这样一种奇特的情形：一拨一拨的士兵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来回奔波，春秋寒暑，日复一日，每一个士兵几乎总是处于运动状态之中。

远远望去，好似“蚂蚁搬家”。

所以给赵匡胤打工，想偷懒恐怕是办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