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妄为者，弃！】

朱李石刘郭，

梁唐晋汉周。

都来十五帝，

拨乱五十秋。

《水浒传》开篇的这首诗，真实地反映了五代十国的纷乱局面。

五代的那个年头，换皇帝比换衣服还快，所谓“朝属唐，暮属晋”一点也不夸张，有一个数字很能说明问题：

在五代的十四个皇帝中（上面那首诗写道“十五帝”，但是严格的来说应该是十四帝，因为后唐太祖李克用是儿子李存勖称帝后追封的，其在位时尚未称帝），有八个是非正常死亡，概率高达54.33333%！

因此，在五代这种乱世当皇帝，能混个善终就得烧高香了。

其实，就在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时候，新科皇帝的老妈—杜老夫人就曾经说过：“天子置身庶民之上。若治得其道，则此位可尊，苟或失驭，求为匹夫而不可得！”

一个老太太对此都看得如此清楚，赵匡胤心里自然也明白，他自己固然不想从皇帝再沦为匹夫，可是又有多少匹夫觊觎皇帝宝座呢?!

况且对于亲历五代乱世的赵匡胤来说，兵骄将悍、鼓噪哗变、喋血宫门、�尸遍野的情形并不是电影里的场景而是实实在在的生活画面，而“城头变幻大王旗”更是成了家常便饭，叛乱与政变的反复循环已经成为那个时代的政治主题，以至于老百姓都见怪不怪了。

而这种动乱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应该怎样结束这无休无止的动荡局面呢？

这无疑是赵匡胤上台之后最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而在其登基后接连发生的两起事件，又进一步促成了赵匡胤彻底解决五代乱政的决心。

【遇刺】

第一件事：遇刺。

赵匡胤登基后，也经常喜欢出宫走走，视察民情，大臣们都觉得不妥，担心皇帝的安全问题。

赵匡胤却总是不以为意，还故作神秘状：当皇帝自有天命，天命在我，别人想夺也夺不去。

皇上如此自信，大臣们也无可奈何，可是，终究还是出事了。

一天，新科皇帝乘御辇（niǎn）经过开封城内的大溪桥，仪仗威严，百姓避让。

没想到，在这光天化日之下，却突然从人群中射来一只冷箭，不偏不倚正中御辇上方的黄龙旗。

黄龙旗是皇权的象征，黄龙旗被人射了一箭，不仅仅是安全的问题，也是面子的问题。

这一下，气氛陡然紧张起来，赵匡胤身边的侍卫们立刻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弓上弦，刀出鞘，准备搜捕刺客。

人群顿时大乱，喧哗不已，小孩惊恐的哭泣，老人无助的哀叹，一时此起彼伏，眼看着因此事而株连的在场群众可能将难逃牢狱之灾，赵匡胤顿生恻隐之心，他果断制止了侍卫的搜捕行动，拍着胸脯，大声吼道：“好箭法！有种朝这来！”

赵匡胤的自信和大度震慑了在场的每一个人，新皇帝在关键的地点、关键的时间恰到好处地展示了危机管理的艺术，于是，一切复归平静。

可是，赵匡胤的心里注定不能平静。

自从公元762年安史之乱结束后，中国就陷入了长达近200年的藩镇割据的混沌状态之中，而大唐皇帝的地位也完全演变成了春秋时期的周天子。

全国各地军阀林立，战乱频仍，完全不把皇帝放在眼里，甚至动不动就武力威胁皇帝，最后转到朱温的手里，甚至发展到弑君篡位，而其后的五代乱世，皇帝更是说废就废，换皇帝比换衣服还频。

君不君、臣不臣的局面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所谓“置君犹置吏，变国若传舍”就是当时现实的写照。

而现在赵匡胤刚刚上台，又有人想趁机作乱，虽然新皇帝凭借出色的危机管理艺术搞掂了这次事件，但是国家的稳定总不能老是靠皇帝的即兴表演来维持吧，一套行之有效的治乱之法必须尽快出台。

【调戏】

第二件事：调戏。

建隆元年（960年）三月，也就是赵匡胤走上皇帝工作岗位才三个月的时候，刚刚走上开封市公丨安丨局局长岗位的王彦升同志又有点不安分了。

也许是关了禁闭之后，马上又捞着了负责首都治安的美差，被幸福砸中脑袋的王彦升同志有点犯晕。

在一个月黑风高适合杀人放火的夜晚，王局长值夜班，闲来无事，就溜达到了当朝宰相王溥的家中。

面对着一个有灭门前科的好战分子，王溥吓得是心惊肉跳，史书记载其“惊悸而出”。

王彦升倒也不客气，一点也不把王宰相当外人，大大咧咧地讨酒喝。

可以明确的是，那时候肯定没有禁酒令，不过，就算是有，王大局长当然也不会把禁酒令放在眼里。

这边厢，王宰相战战兢兢地倒酒，那边厢，王局长有滋有味地喝酒。

场面颇有点滑稽。

趁着酒兴，王局长向王宰相有意无意地说起了最近手头比较紧的事情，原来，王彦升此行并非为酒而来，其实是为了敲一笔，即“彦升意在求贿”。

在王彦升的眼里，王溥既是前朝宰相，又是当朝宰相，家里的金条自然少不了，本着同朝为官、互帮互助的精神，王宰相友情赞助一下也是应该的。

王彦升明火执仗的敲诈行为，王溥自然是心知肚明，面对着这么一位凶神，无可奈何的王溥只得故意装糊涂，于是，王宰相哄着王局长把酒喝完，就各回各家，各抱各妈了（“溥佯不悟，置酒数行而罢”）。

第二天，可怜兮兮的王溥向赵匡胤密奏此事，赵匡胤闻言大惊：当朝宰相竟然深夜被人“调戏”？！

真是岂有此理！

赵匡胤一怒之下，不仅免去了王彦升开封市公丨安丨局局长的美差，还罢免其铁骑左厢都指挥使的军职，将他外放为地方官，降为唐州（今河南省唐河县）刺史。

这种惩罚力度是很罕见的。

因为，不管怎么说，王彦升是大宋的开国功臣，这份功劳是板上钉钉，谁也不能抹去的。

想当初，他不顾赵匡胤的约法三章，擅自杀害了韩通一家老小，结果这种“擅杀”的行为不但没有给予严厉的惩罚，反而被朝廷实授了京城公丨安丨局长一职。

而现在，王彦升只是动了点歪脑筋，打了点钱的主意，擅自作主去宰相家里“串门”，按理说，罪过不算大，放在今天，也就是个敲诈未遂，远比故意杀人轻得多，但处罚为何如此严厉？

这里面就有文章了。

【叫我如何能容你】

关键在于这次调戏事件的两位主角的身份。

王彦升—禁军将领，武将。

王溥—当朝宰相，文官。

王溥作为文官集团的首脑，在我们看来，地位应该是非常高的，不敢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至少在朝中也是数一数二的大人物，但是一个小小的禁军将领就敢深夜闯门，敲诈勒索，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

其实，中国的历史向来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规律，即每逢乱世，必是武将得势，文臣受制，作为中国乱世典型代表的五代时期亦不例外。

由于五代的皇帝均出身于藩镇，其夺取天下的过程就是一出武装暴乱的过程，所以造成整个五代时期从皇帝到百姓，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股崇尚武力甚至迷信武力的氛围，后汉武将史弘肇的那句“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戟，至如毛锥子（指毛笔），焉足用哉！”就是这一思想的典型反映。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五代时期上自朝廷中枢，下至州县官吏，几乎清一色的全是武将。

国家权力被武将把持，乱政之祸也就由此而出，掌握着国家权力的武将根本不懂得治国安邦的道理，只知一味地实行残酷的剥削和杀戮政策，为政残暴不法，擅杀妄为，其骄横跋扈之态有愈演愈烈之势。

在这种“武人政治”的环境中，文官的处境可想而知。

所以，出现王局长夜闯宰相府，完全不把宰相当干部的情形也就可以理解了。

但是，赵匡胤心里非常清楚，马上得天下，焉能马上治天下，文治武功相得益彰，才是戡（kān）乱之道。

而王彦升的擅自作主、恐吓文臣的做法显然与赵匡胤的治国之道背道而驰，这是赵匡胤所不能容忍的。

如果说，陈桥兵变之时，王彦升擅杀韩通还算于国有利的话，那么这次王彦升“调戏”王溥则是于国大大的有害了。

这种兵骄将悍、横行不法的行为若不纠正，那么武将擅权、拥兵自重的局面就有可能重演，赵匡胤一手缔造的大宋王朝就有沦为又一个短命王朝的危险，这更是赵匡胤所不能容忍的。

于是，才有了如此之重的处罚措施，而作为开国功臣的王彦升也终于尝到了苦果—终其一生，戍守边关，再也未能回中央任职，且终生未被授予节度使。

在当时武将被任命为节度使，就相当于今天军官被授予上将军衔一样，是一种至高的荣誉，与王彦升一道同为大宋开国立过汗马功劳的诸多将领最后都混到了这一荣誉，而唯独王彦升却因为自己的擅断妄为终生与之无缘。

因此，这起事件很明显地释放出了一个信号，那就是，赵匡胤要严惩一切胆敢“自主”的将领，五代时期兵骄将悍、鼓噪哗变的局面务必全面扭转！

而由大乱到大治，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方法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