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五代的传奇

高平之战，大败汉辽联军，初登帝位的柴荣在历史的舞台上有了一个惊艳的亮相。

历史无数次的证明，真理有时的确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

颇有点自得的皇帝，不由得想起了出征时那个讨厌的糟老头—冯道。

哼！说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怎么样？看走眼了吧！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

然而，生活是一门遗憾的艺术。

凯旋而归的柴荣永远都无法和冯道分享他胜利的快乐了。

因为，冯道死了。

自从上次犯言直谏，惹恼了柴荣之后，冯老神仙就履新去了。

他来到了新郑（今河南省新郑市），干起了替太祖皇帝郭威修墓的活。

老人家很敬业，在他的严格监督之下，郭威的陵墓很快就修好了，依山傍水，环境优美，青砖条石，保质保量。

此时的柴荣乘高平大捷的余威正在太原城下和刘崇较劲呢。

皇帝暂时无法回来主持入葬大礼，无可奈何之下，冯道只好决定将郭威下葬，入土为安。

耗尽了心力的冯道，在完成了这件大事之后，终于油尽灯枯，驾鹤西行，追随后周太祖而去了。

这段五代的传奇，乃至中国历史的传奇终于戛然而止。

英明神武的后周世宗柴荣感念冯道的功德，追封老神仙为瀛王，谥号文懿，给予其无上的荣誉和至高的评价，冯道地下有知，也应含笑九泉了。

【乱世出奇人】

作为一位忠诚的“地主阶级革命家”，一名久经考验的“封建主义战士”，冯道同志的战斗经历大致如下：

冯道，男，汉族，公元882年出生，瀛州景城（今河北省沧州市交河镇）人，端明殿学士—相当于大学本科学历，公元912年参加工作，自号：长乐老，别名：不倒翁。

公元923年至公元934年，任后唐王朝宰相；

公元936年至公元943年，任后晋王朝宰相；

公元947年，任辽国太傅，位居三公；

公元947年至公元950年，任后汉王朝宰相；

公元951年至公元954年，任后周王朝宰相。

著有论文《长乐老自叙》。

享年七十三岁。

相信任何人有这么一份人生履历，就是晚上做梦也会笑醒的。

冯道出生于耕读世家，书香门第，从小聪慧，尤喜读书，不以衣食粗陋为耻，而以求学上进为荣，小小年纪就做得一手锦绣文章，闻名乡里。经地方官员推荐，被当时的晋王李克用，任命为掌书记，做了秘书，从此迈入仕途。

冯道属于中国古代典型的君子类的人物，“能自刻苦为俭约”，他跟随李克用大军四处征战的时候，天天睡在草棚子里，却从无怨言，粗茶淡饭，却毫不在意。

更为难得的是，每次打仗之后，将士们抢来n多美女送给他，他也不要，实在推脱不了的，就找间别的房子把美女们先养起来，找到她们的家人之后再给送回去—这种“包养法”可真是千古一绝啊！

后来，冯道同志的老爹去世了，他就严格恪守儒家的规矩，辞官回家老老实实呆在父亲坟前守了三年孝。

这期间，冯君子也没闲着，那年正是大灾之年，冯道倾家荡产救济灾民，没粮食吃了就自己去开荒种粮，砍柴烧饭。

如果看到有田地荒芜，或者是有地但是没有能力耕种的情况（那年头，青壮年都被拉去当兵了，家里往往是老弱病残，所以，田地荒芜，乃至无力耕种是常见的现象），冯道就跟做贼似的，偷偷摸摸半夜跑去学雷锋，帮人家把地种好。

学了雷锋还不留名，人家来感谢，冯君子也觉得小事一桩，不值一提。

冯道的道德品行不胫而走，其人格魅力在充满血腥杀戮的五代乱世犹如一盏明灯温暖了众多百姓的心。

冯道同志也由此引起了高层的重视。

【官场不倒翁】

后唐明宗李嗣源继位后（就是天天焚香祷告祈求圣主的那位），特意寻访冯道，得知他在翰林院任学士，非常高兴，说：“此真吾宰相也”，冯道就这样成了后唐的宰相。

客观地说，冯道在换皇帝比换衣服还快的五代乱世，还是为老百姓做了很多实事的。

后唐李嗣源时期，中原相对安定，粮食连年丰收，但就是这样，冯道仍然时不时地给李嗣源讲点居安思危的故事，提醒他要爱惜民力，与民休息，继续保持戒骄戒躁、艰苦朴素的作风。

李嗣源有一次问冯道：天下丰收，百姓生活应该有保障吧？

冯道却说出了一句流传至今仍能振聋发聩的千古名言：谷贵饿农，谷贱伤农！

并且立马拿出一首聂夷中的诗给皇帝看：

《伤田家诗》

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

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

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

不照绮罗筵，偏照逃亡屋。

李嗣源因此深受触动，在冯道的辅佐和影响之下，明宗在位的七年时间，始终坚持了“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基本国策，使中原的百姓在颠沛流离的乱世中得以享有一段难得的安定生活。

公元947年，耶律德光率契丹铁骑侵略中原，入驻开封之后，曾经召见冯道，问他：“天下百姓如何救得？”

冯道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此时佛祖再世也救不得，只有皇帝您才能救啊！”

这看似拍马屁的话，其实是在提醒耶律德光要善待天下百姓，尤其是不能再干那些“打草谷”的缺德事了。

耶律德光听了之后果然收敛了不少。

《新五代史》中对冯道此语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人皆以谓契丹不夷灭中国之人者，赖道一言之善也。”

在“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五代乱局中，冯道并没有“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而是勇敢地承担起了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承担的责任。

在他的主持下，自后唐长兴三年（公元932年）起，至后周广顺三年（公元953年）止，历时22年时间，对中国儒家经典著作进行了详细的校勘，并以端楷书写，雕版印刷，终成“九经”（不是九阴真经，不要误会！此经非彼经。），即《易》、《书》、《诗》、《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周礼》、《仪礼》和《礼记》，史称“五代监本九经”，开创了官刻书籍的先河。

对此，元代著名的学者王祯评价“因是天下书籍遂广”。

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而这件事情居然发生在战乱频仍的五代时期，实在是个奇迹，冯道的确功不可没。（在我看来，当时也只有冯道有这个本事，因为从后唐到后周，历经四朝，只有冯道一直位居中枢，屹立不倒，换任何人早就下台了，这事自然也就泡汤了。）

【冯道之道】

就是这么一位让人心生崇敬的谦谦君子，被后人指责的却恰恰是他的道德问题，以至于后世的“君子”们动不动就要对冯先生从发根到发梢地评论一番：

欧阳修说他“无廉耻”，司马光说他是“奸臣之尤”，薛居正更甚，说他甚至连个再嫁的寡妇都不如（“事四朝，相六帝，可得为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况于再三者哉！”）。

拜托！道学先生们，收起你们那副嘴脸吧！

冯道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混乱的时代，他一生事四朝、仕十帝，这期间，平均每个朝代仅仅存在6年，平均每个皇帝仅仅在位3年，在位时间最长的后唐明宗也只有7年！

要是按照欧阳先生们“国败亡则竭节致死”的逻辑，冯道就是有八条命，也基本死光光了。

像残暴不仁、荒淫无道的朱温，卖国求荣、奴颜卑膝的石敬瑭，以正人君子自居的欧阳修、薛居正也不得不为之修史立传，粉饰太平，仅仅因为一个原因—他们是皇帝。

而对于洁身自好、克己奉公、委曲求全、虚身以仕，凭个人一己之力，在乱世中为百姓争一点幸福的冯道，欧阳修、薛居正却大肆鞭挞，横加指责，也仅仅因为一个原因—他是臣子。

真想当面问问他们：这公平吗？

道学家基本上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主。

就像现在有的腐败分子昨晚收了钱，第二天就敢在讲台上大谈特谈党风廉政建设一样：纪律只用来约束别人，而从来不会是自己。

所以，我更愿意将冯道视为一个隐者，一个“大隐隐于朝”的隐者，至少他用心了，至少他努力了，至少他为百姓做了事了。

他没有潇洒地一走了之，更没有闲云野鹤，寄情山水，他实实在在地爱着这片土地上的父老乡亲，他为他们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而他也一直有一个未能完成的心愿，并为之抱憾终身，那就是：

不能为大君致一统，定八方，诚有愧于历职历官，何以答乾坤之施！

这就够了，不是吗？

对于一个七十三岁，仍然忧国忧民的老人，我们还能奢求什么呢？

是盖棺定论的时候了。

冯道之道：外圆内方，乱世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