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文：跛足的帝国 七
2019-025
这个道理，还可以用来解释一些历史事件。比如，关于李存勖在灭后梁前称帝的原因，网上有一种说法：“是因为李存勖一系的局势，当时太过危急，单纯的契丹崛起，就足以让李存勖一系看不到任何出路。在这种背景下，李存勖一系自然倾向于实现更紧密的团结协作。而实现更紧密团结协作的重要方法，就是授予首席大佬更多的权力。”
这种说法首先就与事实相背，自李存勖上台以来，到灭梁之前，什么时候没有困难？李存勖集团最危急的时刻，无疑是在他刚刚成为晋王之时，内有亲戚背叛，外有大兵压境，国土狭小，兵力有限，自身又没有威信，人心多有不服。那时，真是一步不慎，必国破人亡！而绝对不是在他称帝前。
总体来讲，随着李存勖上台之后晋军（唐军）的多次胜利，他的威望不断提高，疆域和军力都不断扩大，晋国（后唐）的整体处境是在逐渐改善。但如果你刻意筛选史料，做倾向性解读，那不难将你想要渲染的每一段，都说成是“沙陀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更重要的是，河东集团很早就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军事政治实体，并不是依附于某的王朝的政治派系，李存勖作为这个军事政治实体的领袖，他的权力大小，只与这个实体的强弱和自身的威望有关，与他的头衔是晋王，还是皇帝没有任何关系。有谁能说出李存勖有哪一项实质性的权力，是他在当晋王的时候没有，当上皇帝之后增加的？所谓称帝能“授予首席大佬更多的权力”就是一句闭着眼睛想当然的话。以前的李儇、李晔都是正牌皇帝，他们的权力有多么可怜？至于“实现更紧密的团结协作”，也找不到史料，能证明李存勖称帝对集团内加强团结有用，相反的史料到是有一条：潞州的李继韬在李存勖称帝期间彻底叛变了。
那李存勖为什么要称帝呢？也许比李存勖称帝差不多早九百年前，耿纯劝刘秀称帝（当时刘秀控制的地盘并不比李存勖大，天下仍然四分五裂，称皇帝的也有好几个）那段话可以给我们作为参考：“天下士大夫捐亲戚，弃土壤，从大王于矢石之间者，其计固望其攀龙鳞，附凤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功业即定，天人亦应，而大王留时逆众，不正号位，纯恐士大夫望绝计穷，则有去归之思，无为久自苦也。大众一散，难可复合。时不可留，众不可逆。”
兄弟们之所以抛家弃子肯跟着你玩命，是觉得你能够成就大业，大家好跟着沾光，一起当开国功臣。可如果你老也不开国，让我们的名号始终弱于其他的皇帝们，这就像你帮兄弟买了房子，进行了装修，却始终不办房产证，兄弟们住着都不塌实啊！
华夏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学，是拥护大一统，强调上下尊卑的，它教育人们要忠君爱国，可没说要忠于权臣，或忠于诸侯。所以如果你作为一个独立实力的首领，却不是皇帝，就很难利用儒学建立属于自己王朝的软约束力，谁让你连王朝都不是呢？所以刘秀称帝了，李存勖也称帝了。
请看一下我前文中的这段文字：
“我如果举什么志士仁人、英雄先烈之类正面的例子，他们多半会嗤之以鼻，那种宣传材料的话也信？反正他们的逻辑就是：我不信的东西就不存在，都是史书骗人的！所以我只好姑且举一个现在还经常发生，也不可能是被美化宣传的例子，因为软约束力也有可能是很邪恶的。”
没想到我已经有言在先，还能让某些朋友产生如此大的误解。把软约束力建设仅仅看成宗教或者传销这种邪恶组织，那眼界实在是太狭窄了。软约束力正面的例子更多，更比比皆是。
当《人权宣言》写下：“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时，那就是在给大家灌输一种思想，就是一种软约束力建设。
当《义勇军进行曲》唱出：“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时，那就是在给大家灌输一种思想，就是一种软约束力建设。
当一个仪式要求你对着国旗宣誓时，那就是在给你灌输一种思想，就是一种软约束力建设。
你看到《壮志凌云》、《拯救大兵瑞恩》、《独立日》、《红海行动》、《流浪地球》等符合各自国家政治正确的主旋律电影时，也应该想到，那就是在给大家灌输一种思想，就是一种软约束力建设。
…
软约束力建设就如我文中的另一句话：“对民众进行世界观、人生观教育。这种教育，从人类有文明的那一天开始，古往今来，不分中外，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只是竞争越来越激烈，手法越来越高明。”
只要你愿意为了某种信念付出一定的代价，这代价可大可小，只要有，就表明你已经受到某种软约束力的影响了。比如你给灾区捐款；比如粉丝们为了自己喜爱的明星与另外的明星粉丝们在网上互掐；又比如数年不进电影院的我，作为《铳梦》的铁粉，在《阿丽塔》上映时去贡献了两张电影票。并不是要信教或加入传销才叫受到影响。
当然，一般被记住的，不是这些平平常常的事例，而是那些极端的例子。拙文中刚刚离去的王彦章、敬翔、皇甫麟，就是为儒家宣扬的忠义信念而选择殉国。历史上那些抵卸外族的民族的民族英雄、抗战烈士，为实现崇高理想献身的革命先烈（至于后来理想能不能实现，我不想在这里讨论，那也不是先烈们的责任）等等，正面例子极多，我先前不说，只是为了避免某些网友，按照自己的想法，一口咬定是假的而已。
附文：跛足的帝国 八
2019-026
还有几点需要说明一下，意识形态并不是统治者的天然盟友，就比如拿对华夏影响最深的儒学典籍来说，里面固然规定了“君为臣纲”，可也同样说过“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虽然主流意识形态通常对统治者更有利，但它必须有能让人信服的严谨逻辑，如果一切都只偏向统治者，屁股坐得太歪，失去了起码的合理性，那它也就不再有生命力，只能等着被淘汰了。
因而如何利用好既有的意识形态，趋利避害，制造有利于政权稳定的软约束力，这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并不是每个统治者都能很好掌握的。在本文中，就有好些重要人物，也许在其他方面非常厉害，但在国家软实力建设上，干得就很不成功。
不同于土地、税收、军力这些可以数字化的硬约束力，国家的软约束力是一种很不直观的东西，它就像美女的颜值，明星的演技，虽然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却没有任何仪器可供精确计量，常常只能凭感觉做出一个模糊的判断。古代又没有民意测验，下边送上的报告通常都是报喜不报忧，所以人心何时走向崩溃，极难准确预警，很容易让统治者掉以轻心，待发现问题严重时，往往为时已晚，大势已去，无可挽救了！
之所以说无可挽救，是因为维护一个王朝存在下去的力量，是硬约束力与软约束力共同作用的一个合力。这个合力并不是两种约束力简单相加的结果，而更接近于它们相乘的结果，也就是说，如果其中一个力等以零，另一个力不管多大，整个合力基本上也就等以零。
比如1911年的清王朝，就是硬实力看起来还不算弱小，但软实力已经在不知不觉间崩溃的实例。从实际损失来说，武昌起义对清王朝的打击十分微小，仅仅是丢了一座省会城市而已，如同大象被蚊子叮了一口。几十年前的太平天国，不论打下的地盘，还是给清军造成的损失，都比武昌起义大上百倍！为什么太平天国这大江大河清朝都应付过来了，却过不了武昌起义这条小水沟呢？
但是在太平天国起事时期，洋务运动还没有开始，西式学堂还没有中国大量出现，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还是传统儒学，曾国藩打出的维护名教的旗号保卫清王朝，仍然极有号召力。而到了辛亥革命之时，垂垂老矣的儒学思想，已经经受不住革命党人传播的民主、共和等新思想，新意识形态的冲击，清王朝依赖的软约束力，已经从意识形态的根子上就垮掉了，它又没有能及时完成转型，无法跟上时代的变化。
于是，那时造反最积极的，正是清王朝为保卫自己而编练的，然后又被革命党人渗透影响的新军。所谓“寡助之至，亲戚叛之”，软约束力低到一定程度，原本你拥有的硬约束力也就不再是你的了，所以表面上还很庞大的清王朝，在遭到武昌起义的轻轻一击之后，会那么迅速地失去对自己肢体的控制，进而轰然倒地。
更突出的例子如1991年的苏联，从硬实力上看，那时它仍然拥有世界第一流的武装力量，和遍布全国的庞大丨警丨察组织。但这又能如何？代表它软实力基础的共产主义信仰崩塌了，基本上已经没人相信那个理念，愿意支持这个国家存在的人已聊聊无几。八一九事件期间，临时接管政权的“紧急状态委员会”欲调动苏军驱散叶利钦发动的示威流行，从纯军事角度而度，这对强大的苏军几乎没有难度，但军队拒绝听命，“紧急状态委员会”迅速垮台。随后，理论上应该是合法总统的戈尔巴乔夫复职，可再也没有人理睬他这个蹩脚总统，史上最庞大也是最强大国家之一的苏联，便在没有外力打击下的前提下分崩离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