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文的水平，就不劳烦看不懂的人来评判了。尤其是某个吃饱了没事干，不遗余力地以抹黑中国为己任（针对的可不仅仅是今天的中国），成天阴阳怪气，牵强附会，连“足球队的水平就等于国家发展水平”这种不经过大脑皮层的弱智言论，都能喷得出来的低智商人士。
附文：跛足的帝国 五
2019-023
今天的我们因为生活在一个物欲横流，思想开放的时代，好像有一个坚定信仰的人是越来越少了，不少朋友往往凭借自己的感觉，可能认为和有实际利益驱动的硬约束相比，以信仰为驱动力的软约束的力量是很弱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的。我见的很多网文都持这一观点，说所有人都是一样现实的，所谓理念只是停留在口头的口号而已，在现实面前全都得败下阵来。
不过，我认为这恐怕是不一定的事，即使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也仍然如此。我如果举什么志士仁人、英雄先烈之类正面的例子，他们多半会嗤之以鼻，那种宣传材料的话也信？反正他们的逻辑就是：我不信的东西就不存在，都是史书骗人的！所以我只好姑且举一个现在还经常发生，也不可能是被美化宣传的例子，因为软约束力也有可能是很邪恶的。
好了，可能朋友们都听说过，“基地”、“伊斯兰国”之类的极端组织，在招募自杀式恐怖袭击分子时，都要给他们灌输一大堆极端思想。比如：我们的信仰才是真理！除了我们之外，都是邪恶的异教徒和伪穆斯林！为捍卫真理的信仰而战的圣战者死后将升入天堂，升入天堂之后那就幸福无边了，据《提尔密济圣训》说：“天堂居民中品位最低者，亦将享有八万名侍从，七十二位妻室…”
假如拉登、巴格达迪这些人，不利用极端宗教思想控制其手下的恐怖分子，而是靠实际利益驱动的话，且不论就一个个体而言，有没有大于自己生命的实际利益？就算有吧，“八万名侍从”太过离谱也不用说了，光是给每名恐怖分子提供“七十二个处丨女丨”这一项，就会让恐怖袭击的成本与难度提升到根本不可能实施的程度。
这个糟糕的实例可以证明几个与意识形态和软约束力相关的问题。
第一、用意识形态创造出的软约束力不一定有利于稳定，它也有可能用于制造混乱。历史上那一次次打着宗教旗号的民众暴动，还有“清君侧”、“靖难”这一类的叛乱口号，就是一些比较直观的例子。
第二、软约束力虽然没有强制力，但它一旦有效建立起来，因其动力来自人们的内心，不需要源源不断地追加投入，将拥有硬约束力所无法比拟的成本优势。
现在，我们可以来解读什么叫“天下可以马上得之，不可以马上治之”了。要在群雄逐鹿中打天下，最重要的当然是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以及支撑军队作战的粮食、武器等硬实力，没有这些硬实力，你就是在战场上被淘汰的份。但夺取天下之后呢？怎么维持王朝的稳定延续，不使其滑入新的战乱？要知道想取你而代之的潜在竞争者永远都大有人在，如果你仅仅是用强大的武力来长期威慑、防备这些潜伏的敌人，那难度将大到什么程度？
首先你永远不敢放松对武力的建设，得不断向军队投入巨大资源，这在战争时期民众还比较容易接受，在和平时期则实在是招惹民怨的好办法，将进一步加大你面临的潜在威胁。
其次强大的武装力量本身也同样是潜在的威胁。任何一个组织大到一定程度，其领导人就不可能对整个组织进行直接管理，必然要实行分层管理，而且肯定是组织越庞大，层级越繁复，领导人就越来越脱离第一线。作为必须要通过下属来间接指挥武力的君主，你怎么保证武力不会反噬你呢？你可以用高官厚禄来收买下属的忠心，但再高的官，再厚的禄，对下属而言也不可能比直接取代你来的更丰厚吧？
可能是某些内容犯了忌讳，修改一下再发一遍。
附文：跛足的帝国 五
2019-023
怎么办？还有一个很常用的对策是采取权力制衡。把原本完整高效拆分成多个部份，用A来制约B，用B来制约C，又用C来制约A，等等。但一来，这种结构设计并不能保证一定有效，历史上的失败的实例极多，这里就不说了。二来，这种设计会极大减弱武装力量的效率，使你的武力变得庞大而不是强大，使你面临的安全困境又重回原点。五代之后的赵宋王朝，就是长期陷入这样的怪圈而不能自拔。
所以，所谓“不可马上治之”，就是要避免仅仅用硬实力这种高成本低效率的方式来维持国家的正常秩序，转而弘扬文治。文治，其本质上就是打造维护王朝的软约束力，让尽可能多的人相信王朝的统治代表了天理，忠于王朝，就是在维护天理。
当然，仅仅靠软约束力来维持国家稳定也不可能，但只要一个王朝的软实力建设的比较成功，能变着法子将忠君爱国就等于维护天理这一类的思想深入人心，那想造反的人自然就少了。就算有人造反，他们能得到的支持力度也会小得多，反叛造成的影响自然更小，更容易被扑灭，也就同时大大降低王朝对硬实力的需求量。动乱的机率降低了，国家不需要再每时每刻对内都严防死守，减少了内耗，自然也有利于整体经济的发展，对整个社会中绝大部份成员而言，也是利大于弊。
可以这么说，如果在维护一个王朝正常秩序的力量中，软约束力所占的比重越高，则这个王朝越容易保持安定，越容易实现繁荣。
从孔子创立儒学，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在古中国思想界占据统治地位，用了约四百年时间；从公元初耶稣创教出现，到君士坦丁大帝颁布“米兰敕令”，基督教在欧洲确立优势也用了差不多三百年。
要创造出一套严密完整的意识形态体系，并让世人普遍接受，这是一件在思想上超高难度的宏伟大业，往往要经历漫长的演变，数代人的努力，而且只在可遇不求的历史发展特定阶段能够做到。在没有时势助力下，这通常超出了一个政权的能力上限。历史上一些自负有雄才大略的国家元首，也会去尝试，如古埃及法老埃赫那吞的宗教改革，莫卧尔皇帝阿克巴试图融和印度各教教义而创造“神圣宗教”等，都以完全失败告终。
所以在大多数时代，王朝要打造服务于自己的软约束力，只能服从于业已形成的主流意识形态，再将自身软实力建设的需要嫁接上去。所以在中世纪，欧洲的每个国王都要尽全力表现自己是如何地敬奉上帝，遵守教义；穆斯林的哈里发、苏丹们首先要求民众们在清真寺赞美真主，再把自己的名字贴在真主后边；而华夏的帝王们，就必须按司马光的说法，尊奉大成至圣先师的教诲，像司马光说的那样，将维护儒学的礼仪纲纪当作君主的第一要务。
这一切的一切，说穿了，不在于敬神或是礼仪本身真有什么神奇的功效，而都是为了通过这些表层的动作，将主流意识形态植入尽可能多的人们心中，来建设维护王朝的软实力。直观一点说，就是对民众进行世界观、人生观教育。这种教育，从人类有文明的那一天开始，古往今来，不分中外，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只是竞争越来越激烈，手法越来越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