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文：世间自有痴男子 上
2019-016
这是一起没来得及发生的冤狱故事。
从某个角度说，王彦章还是算个幸运的人，他是五代十国这个典型的非著名时代中，一个相对比较著名的人物。虽然让他著名的那些“事迹”，如什么“李存孝力压王彦章”，什么“王彦章枪挑高思继”，什么“日不移影，连打唐将三十六员”，还有“五龙二虎困彦章”等等，差不多全部出自后世文学和曲艺的虚构，与历史上那个真实的王彦章的经历几乎没有重叠之处。
毋庸置疑，王彦章留给一般人的形象，已经经过了后人的极大加工修改，让他在文学中，成为后梁这个反面王朝中，极难得的正面形像。在赵宋时代，很多地方建起的祭祀王彦章的“铁枪庙”（最有名的，如《射雕英雄传》中的重要场景：嘉兴铁枪庙，那可不是小说家的虚构，是确有其地。），就是明证。
不过，在兵祸不休的五代，其实最不缺少的，就是历经百战的名将，即使只算后梁，功绩地位在王彦章之上者也能举出好几个来。如葛从周、氏叔琮、刘知俊、杨师厚等，只是他们在后世的名气都要比王彦章小得多。那王彦章在后世的名气，何以能从强手如林的同行中脱颖而出呢？
我很难准确回答这个问题，也许是因为王彦章的性格，代表了历史上的一类人吧。一类数量很少，因而物以稀为贵的“愚人”。
实际上，这类人最典型的范例并不是王彦章，而是二百多年后，另一个能力、功绩、名气都要超过王彦章的人。
这一类人往往有本事，更有脾气。所以王彦章感到自己和自己的骑兵弟兄受到了不公正对待时，竟能在大战之际临阵撂挑子；同样，二百多年后的那个人，在感觉到被皇帝和宰相忽悠后，也可以愤然向皇帝玩罢工。
这一类人之所以敢向最高领导发脾气，是因为他们有很高的道德优越感，自诩忠诚于国，问心无愧，信念因此而执着，行事因此而无畏。可问题是，即使在那个“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时代，国家的利益，也不会与君主个人的利益完全等同。有些时候忠于国，并不等于忠于君，某些情况下，对国家的忠诚甚至是让君主无法容忍的！
在后梁末年，由赵岩、张汉杰等人组成的佞臣集团之腐朽堕落人所共知，他们的存在就像癌细胞，不断侵蚀损害着后梁帝国早已不算强健的肌体。如果站在后梁国家的角度，当然应该尽早罢黜赵、张等人，整肃吏治，重建一个廉洁高效的新执政团队，国家才有走出低谷，焕发新生的可能。铲除奸臣，不就是忠于国家的表现吗？
但如果站在末帝朱友贞的角度，这样的要求显然超过了他的能力，以他的眼界和认知范围，如果不用赵岩等人，他就没有信得过，敢放手任用的人了。不让我用人唯亲？难道还让我用人唯疏？难道要重用你王彦章这种“立性刚暴，不耐凌制”，经常不听长官招呼，甚至动不动就和领导作对的人吗？真是岂有此理！
同样，在两百多年后的那个人，在获悉敌国有可能扶持一个有本朝皇族血统的傀儡，分化瓦解本民族的抗战力量后，为了“沮敌之谋”，竟不懂得规避一下政坛大忌，独自上书恳请没有儿子的皇帝尽快立储。他的上书，不但戳痛了那个小心眼皇帝内心深处最难以启齿的隐痛，还让皇帝感受到来自军方的巨大的潜在威胁。从此，他让自己登上了皇帝心中迟早要罢黜的黑名单，为自己通往大理寺牢房那个人生终点站的通路铺下第一块基石。
在读史之时，我会禁不住感叹：世间怎会生出这些痴男子？也是千锤百炼，出生入死，一步步由军卒走进庙堂的国家重臣了，怎么还没磨平自己的棱角？怎么还这么傻？还能如此不知避讳？不顾给自己招祸？难道就因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但不能谋身者，又安能谋国！
附文：世间自有痴男子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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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通常情况下，王彦章这一类人因为容易得罪上级，得罪同僚，一般只能在中下层徘徊，不大可能升到高层，给最高领导添堵。但世事无常，总会出现一些不那么“通常”的情况，比如强敌压境，国难当头，满朝庸碌，社稷如垒卵！于是乎，“太平时节君不容”的王彦章这一类人，也会迎来“及到艰难君始用”，而升到高层。
因为大多数君主，对于王彦章这一类人，都是因时势所迫，才不得以而重用之。而且这类人会提倡的什么“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试问不爱钱的文官世间能有几人？不怕死的武官在一个新王朝的创业初期也许会是主流，之后都是稀有动物。这种话当着高调说说可以，哪个真想付诸实施，很难不成为官场公敌。
像王彦章这样，一个让上级和众多同僚都讨厌的人，一旦局势看起来不那么紧迫，大家不再需要倚仗其才能救亡图存时，会有什么样的下场？也许可以套用出现在新大陆的一句名言吧：只有死掉的王彦章，才是好王彦章！
我们看史书中与王彦章相关的记载，会发现有相当明显的不协调。王彦章在正史中被记录下来的战绩其实非常糟糕，大部份都是打败仗和逃跑，这与他在梁晋双方有识之士（如李存勖、敬翔）中，得到的高度重视完全不匹配。出现这种现象其实并不难理解，活着的王彦章是统治阶级的异已分子，他的性格让他太不受当权者待见了，所以他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经常是个被压制，被抹黑的对象。对他有利的最原始记录，在当时就已经被刻意篡改了，这在后人编新、旧五代史时都已有所察觉，也有所提及。
我们可以用逻辑推导出来的最明显例子，就是王彦章在胡柳陂会战中的表现，史书将他记成了开战不久，就率先逃跑，完全不顾这将会带来的一大堆根本无法解释的逻辑矛盾。另外，在我写作本文，对各种史料记载的分析、比较、和推理中，发现贞明五年的潘张之战，和同光元年攻陷泽州，这两次梁军的胜利很可能也是王彦章指挥的。如果这些推测成立的话，敬翔的“事急矣，非用王彦章为大将，不可救也。”李存勖的“曏所患惟王彦章，今已就擒，是天意灭梁也。”等等言论，才不显得那么突兀，那么不合情理。
同样，尽管关于二百多年后的那个人各种记载，要比王彦章丰富很多倍，而且多以褒扬为主，但其实他的形像在早期被一次加工时，也主要是被抹黑，被诋毁的对象。大量最早的史料，已经被嫉恨他的同时代当权者所刻意销毁、掩盖、甚至篡改。以至后世的史家虽然发现官修国史存在着明显的不合理与不可信之处，但苦于原始资料不足，在很多地或者只能模糊处理，或者釆用一些可靠度存疑的传言与数字，从而为后世立场不同的人打笔战提供了数量庞大的弹药储备。
抹黑王彦章这一类人的实迹，并不是讨厌他的当权人士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实施真正目的的一个辅助手段而已。那什么才是当权人士的真正目的？古人总结的好：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为了让君主安心，为了让官场和谐，只要局势有所好转，这种孤傲自赏不能同广大干部打成一片的异类，迟早要被清除出干部队伍。
这种清除，在温柔一点儿时，也许只是消除目标对象的政治影响力，搜罗捏造证据，证明其罪有应得，再流放到某个犄角旮旯，宣布永不录用之类。但如果这个人与当权人士的矛盾太深，对当权人士的潜在危胁太大，让当权人士有了“我们宁可死在某某某手里，也不能死在他手里！”的感觉时，最稳妥的办法，还是将其连同肉体一起消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