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门易嗣 十五

曾经在底层生活过几年的宋齐丘深知这些弊端，多次向徐知诰嚷嚷：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徐知诰于是颁布政令：凡天祐十三年（公元916年，即梁贞明二年，唐朝虽然已灭亡多年，晋、吴、岐三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使用唐朝年号）以前的欠税，一律免交；十四年的欠税可以等到丰年再补交。

但宋齐丘觉得这不过是扬汤止沸，解决不了大问题。他又建议徐知诰说：“国家财富的根本，在于百姓们耕田种桑生产出来的粮食、绢帛。而钱这种东西，既不从是地里长出来的，也不从是蚕嘴里吐出来的。向百姓收税，不收他们有的粮食、绢帛，却收他们没有的钱，这是在逼着他们舍本逐末，放弃生产，去设法赚钱。但如果大家都不去生产实物，钱又有什么用？”

接着宋齐丘提出一项惊呆了所有小伙伴的税改方案：“不如干脆取消丁口钱，至于其他的税种，也让百物交纳实物，不用再交钱。”不收钱了，统统改收实物，你知道会给税收部门的同志增加多少倍的工作量吗？

宋齐丘好象气不死广大公务员便不肯罢休似的，又加上了一段新方案中物与钱之间的折算标准：在收实物税时，全部按历史最高价估算，绢每匹折钱1700文，绸每匹折钱2400文，绵每两折钱40文。而此前交税被压低的市价通常是：绢每匹500文，绸每匹600文，绵每两15文！如果按钱做标准计，政府的主税收至少在短期内，将减少为原来的三、四分之一！

于是朝议哗然，愤愤不平者尖锐指出：如果实行这套方案，政府每年的收入将损失万亿！宋齐丘也不退让，反驳说：“国家虽然暂时失财，但财富留在了民间，这个世界上哪里会有民间富，而国家穷的道理？”

徐知诰顶着我们可以想像得到的巨大压力，思索再三，拍板说：“这才真正是劝农的上策！”之后，徐知诰便以宋齐丘方案为基础，发起了以改善民生，拉动生产恢复为目标，重新用实物税代替货币税为主要手段的“顺义改革”（顺义为吴王杨溥的年号）。

古史中对顺义改革的评价极高，说由于新税法的施行，种田养蚕等基础的第一产业重新变得比较有利可图，从而大大提高了民众生产积极性。只用了大约十年的时间，吴国境内几乎所有被战乱抛荒的土地，重新种上庄稼，成为良田，田亩之间到处可见为养蚕而种植的桑树、柘树，人烟稠密，鸡犬之声相闻，一个传统农业社会所能达到的太平治世，重现于江淮。吴国因此至少在经济上，实现了富足。直到两百多年后，南宋大学者洪迈仍忍不住称赞说：“自吴变唐，自唐归宋，民到于今受其赐。”

无疑，税收由实物向货币过渡，才是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从这个角度看，反趋势而动的顺义改革，是一次制度倒退。但我们可以这么说：它是一次实事求是的制度倒退，它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至少在它推行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确实做到了造福于民和提升国力的目的，总体而言，利大于弊。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关于制度这个东西的两个特点：一、好制度不一定是先进的制度，但一定是与它所存在客观环境相适应的制度；二、一个制度，不管它制定时的初衷有多么良好，施行效果有多么显著，它都不可能一直好下去，当它已经由社会发展的助推器变成桎梏时，就应该被改变。

徐门易嗣 十六

不过，有些事我们应该注意到。首先，宋人对顺义改革的赞美，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只用享受江淮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而不用承担改革时显然并不小的成本。当时的吴国可不一样，税制改革的推行，肯定会导致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吴国政府对其国内人力物力的动员能力明显下降。而当时仍处于群雄角逐的乱世，不是什么太平时节，吴国难道不会因此而一时在争霸战争中落后手吗？

其次，我们应该清楚，尽管当时徐知诰掌握了吴国的日常行政权，但吴国真正的一把手仍然是徐温。不管在徐知训，还是徐知诰坐镇扬州时，决定吴国争战杀伐的大权，始终由徐温牢牢把握。徐知诰、宋齐丘的改革，必然会砍到军费（而且徐温是出了名的不喜欢宋齐丘），如果宋齐丘提出的方案得不到徐温的同意，根本不可能执行！

这样问题就来了：一直负责吴国对外争战的徐温，时时需要大把花钱，怎么能够容许干儿子和他手下一帮手出招，来绑缚自己的手脚呢？除非，它实际上在某方面也迎合了徐温的需要。

另外，我们还要注意到，即便徐知诰相对来说，是一位比较善良的政治家（但徐温显然不是），可作为一个政权的统治者，尤其是身处乱世的统治者，民生虽然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课题，但肯定不是他们最重要的课题。将蛋糕做大的利益虽然明显，但那需要长期投资，回报缓慢，不符合五代十国前期这种高强度乱世争霸的需求。

要如何解释以上这些矛盾呢？也许我们将目光由扬州这一隅之地移开，看到这一时期吴国及其周边更广阔的方方面面，会有助于帮我们找到答案。

在霍丘之战以后，吴国周边的邻居有这么几位：

北边是看起来非常强大，但正被李存勖打得焦头烂额，处于衰退中的后梁帝国。吴国与后梁虽然仇深，但后梁已自顾不暇，至少暂时构不成对吴国的威胁。但吴国如果要北伐，对于宿将精兵已逐渐凋零的吴军，到淮北的大平原上不一定是梁军对手，就算成功了，提前与强悍的李存勖晋军面对面，恐怕也非淮南之福。所以对北边，还是先不打的好；

东边是与吴国时敌时友，但总的来说，当敌人的时间远比当朋友长的吴越钱氏。吴越的实力虽弱于吴，但吴越军久历战阵，战力不俗，吴越王钱镠又是大浪淘沙中淘出来的第一代袅雄，老谋深算，很不容易对付；

东南面是王审知统治下的闽国。闽国实力较弱，但此时政治较清明，且据武夷之险，要攻打它也并不太容易。而且王审之也有自知之明，比较本份，虽然也曾接受后梁皇帝的号令，数次参与南方各国对吴国的围攻，但出工的次数多，出力的次数却一回也找不到，基本上就是拎着酱油瓶出去吆喝两声而已，不管它，它对吴国也没多大伤害；

西面马家的楚国因脱胎于孙儒武装，曾是吴国的死敌，国力与吴越接近，其军队的战斗力也比较可观。在杨行密后期，以送还马賨的大度之举，双方的关系有所缓和，后虽有反复，但基本沿罗霄山脉一线划出了彼此的势力范围，谁要越过罗霄山攻入对方的主场，大多以失利告终；

所以徐温如果想要用最小的代价取得一次扩张领土的胜利，以便增加他在国内的威信，那么最佳选择，就是吴国最弱小的领居，南边的百胜镇。

徐门易嗣 十七

说起百胜节度使谭全播，可是个很有意思的人物，一个好像没有野心的非典型乱世割据者。百胜军这支小势力的兴起，可以追溯到黄巢下江南时，那时，由于唐朝在南方的各级政府机构受黄巢、柳彦章等反唐武装的扫荡，出现了大量的权力真空，民间武装便纷纷兴起，填补空白。其中有些是依附唐朝的，如钟传、董昌、钱镠等，但也有些是响应反唐武装，比如谭全播，和他的表弟卢光稠。

谭全播、卢光稠都是江西南康人，两人同为赣南豪杰，彼此不带沾亲带故，且私交极深。其中，谭全播有勇有谋，能力比较强，而且在江湖上已有一定名气；卢光稠相传是东汉大儒卢植之后，长得相貌堂堂，颜值比较高，但当时的知名度远在表哥之下。

黄巢北上，大唐天子沦为难民，在各地威信扫地，更无力在偏远的赣南重建秩序。见人心浮动，有心要借乱世改变命运的谭全播便对卢光稠说：“天下汹汹，这正是上天给我们崛起的机会，怎么能守着家中几亩薄田贫贱终生呢？”于是谭全播、卢光稠便竖起杆子，聚众起兵。赣南的江湖人士们听说是老谭大哥带头（起兵时谭全播五十一岁，卢光稠四十五岁），纷纷响应。

谁料人马聚到一起之后，已被众人默认的领袖谭全播，却将众小头目召集一起，问他们说：“现在大家聚众于此，是就想当一支打家劫舍的土匪呢？还是想干一番大事？”众人应：那还用说，大家跟着你，当然是想干大事了。

谭全播于是就接着说：“如果想干大事，那就得有一个好首领。卢公相貌堂堂，真不愧为我们的好主公！”众人听了，有点儿懵圈：不对吧，我们可是听说你老谭的名声才来入伙，谁认识姓卢的？不用说，大多不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