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门易嗣 十四

由于以上原因，国家的铸币量一直赶不上市场交易的需求量，而且缺口越来越大。表现在物价上，就是渐渐由“物重钱轻”变为“物轻钱重”。但为了维持以两锐法为核心的经济体系的基本稳定，国家又不能容许铜钱过度升值，否则大量只生产实物的民众，会因为交不起货币税而破产。

也许有朋友会觉得：铜钱又不是纸币，它不易磨损，古代经济的增长速度又没法与现代相比，即使每年投入市场的新增量小，但历年铸造加起来的保有量大，不应该出现太大的需求缺口。可惜，另一个新生产业使这一假设不再成立。

因为铜钱的升值被官方限制在一定程度内，一个奇异的现象就渐渐产生了：虽然相较于谷物、纺织品等实物，铜钱在升值，但相较于系出“铜门”的其他“师兄弟”，像什么铜盆、铜镜之类，铜钱却在贬值。这种效应不断累积，到了后来，铜钱竟然成了最不值钱的铜制品，而且与其他铜器的差价十分惊人。

据《唐会要》记载，早在唐德宗统治末期，大臣张滂的上奏中就提到：每铸造一千个铜钱，要消耗六斤铜，而这六斤铜如果做成其他铜器，可以卖六千个铜钱！在如此巨大的差价面前，曾经困扰中国历代王朝几百年的，民间私铸恶钱现象完全绝迹，一个新兴产业：“销钱为器”，便应运而生。

所谓销钱为器，就是有相应技术的人（好在有这技术的人还不算多），将铜钱收集起来，熔化后重新制作成其他铜器出售，以赚取其中的差价。官府自然对民间这种做法深恶痛决，一再下令严禁，一经发现，就要严厉惩处！但你再惩处，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又如何可能完全禁得住？大诗人白居易曾感叹：“官家采铜铸钱，成一钱破数钱之费也；私家销钱为器，破一钱成数钱之利也。铸者有程，销者无限，虽官家之岁铸，岂能胜私家之日稍乎？”

因此，虽然每年有新铸钱流入市场，但市场上的铜钱总保有量根本不会增加，反而在不断减少。这种现象一直要持续到赵宋中期，因铜产量的猛增和纸币的发明，才渐渐消失。市面上铜钱流通量的严重不足，导致了钱帛共同，和前文曾提到过的“短陌钱”现象。同时也害苦了不具备“销钱为器”这门手艺的，绝大多数普通纳税人。

就徐知诰改革前的吴国来说吧。吴国原来的税收制度直接脱胎于两税法，但因军费开支巨大，不得不有所加重，主要分为“亩输钱”和“丁口钱”两项。

亩输钱是土地税，它将辖区内田地分成上、中、下三等，规定每年上等田每顷交钱两贯一百文，中等田每顷交一贯八百文，下等田每顷交一贯五百文。而且必须使用足陌钱，也就是每贯一千文不能短少。如果没有铜钱，也可以交纳市价相等的金、银代替，不再收取谷物和绢帛。丁口钱则是按丁收税，它的收取标准缺乏记载，但也规定只收钱，不收物。

这样一来，每到特定的日子，农民们就不得不将他们辛苦劳作的所得，送上市场，卖给大商人，换取不易得到的现钱，用于交纳赋税。无疑，那几天的农产品价格，肯定会被收购商们压得很低很低：反正价钱再低，你也非卖出去不可，不然你还敢抗税不成？于是，类似于中学语文课本中《多收了三五斗》的场景就会一次又一次的重复上演。官府得到了便利，富商们积累了财富，受害者总是处在社会底层的广大农民。

中国历代古铜钱，图中可看出，唐以前的古钱一般比较粗糙，那些恶钱更是丑的没法看。从唐代开始，铜钱的铸造工艺有明显提升，毕竟国家收税要收钱了。但这也导致了铸造成本的提升，由于铸钱赔本，官府铸钱都缺乏动力，在两税法实行之后，平均每年铸钱只有十几万贯。

如果仅说个数字大家没有感觉，那举个例子：对大唐有再造之功的名臣郭子仪，在晚年受到极大礼遇，一年的俸禄全部折成钱达二十万贯。也就是说，大唐后期每年的铸币量，就算其他什么事都不干，全部用来给郭老元帅发工资，也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