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知诰新政的有些内容是比较常规的。如他以身作则，励行节俭，选贤任能，宽大施政，杜绝请托等。这些做法在古代很多负责的执政者都干过，并不出奇，真正让徐知诰有资格迈入古代优秀政治家之列的举措，是他对吴国税制的重大改革。

要想真正理解徐知诰、宋齐丘发起的税制改革，需要涉及到一点儿中国经济史的内容，了解中国从李唐中期到赵宋前期，出现的一个非常奇异的，可能让现代人感到匪夷所思的经济现象。

唐朝的基本税赋制度，主要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前期实行的是租庸调制，租庸调制的基本特证，是土地国有，国家以每个成年男丁为基本单位，将国有土地授予民户，在男丁死后收回（但不是完全收回，其中五分之一称为“永业田”，男丁可传给子孙）。然后，国家根据授田纪录，向民户征收相应的粮食（租）、无偿劳役（庸，如无劳役也可用绢帛代替）、绢帛（调），“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由于征收标准以实物计算，征收的也是实物，故租庸调是一种典型的实物税。

但到了唐中期以后，租庸调制渐渐难以维系，首先“永业田”的存在，就必然使国有土地越来越少，何况随着国家机器的逐渐老化，对于豪强们多占土地，不按规定退还土地，也越来越束手无策，更加剧了这一趋势。而另一方面，随着人口数量的自然增长，按制度规定所需的授田数量不断增加。这一减一加，国家再也没有能力按规定给新出现的男丁授田，最终使租庸调失去了它存在下去的基础。

关于徐知训死后，徐温之所以仍不留在扬州的原因，个人认为：与他此前离开扬州的原因相同，都是为了培养接班人，以便实现自己死后权力的平稳过度。

徐知诰确实不是徐温心目中理想的接班人，他肯定还是更想传给自己的亲生儿子，但徐知训的教训又让他不敢轻易决定。如果自己的亲儿子没有合适的，那徐知诰也算是一个勉强可以接受的候选人。

从此后徐温的表现来看，他一直在让不让徐知诰接自己的班，还是换成自己亲子的两难选择中犹豫不决。

徐门易嗣 十三

同时，随着经济发展，货币化程度提高，征收实物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不论征收成本，还是运输、调配、使用，都远不如直接收铜钱来的方便。在以上这些因素作用下，唐德宗时的宰相，经济学家杨炎对税制进行重大改革，推行了两税法。

与租庸调制相比，两税法的最关键的改变有：一、不再坚持土地国有，承认土地私有，国家也不再负担给成年男丁授田的义务；二、税收的基本单位由男丁改为田亩，占有土地多者多交税，少者少交税，税收负担与财富挂钩；三、征收的计量标准，由原先的实物改为铜钱，换句话说：以货币税取代了实物税。当然，两税并非只收钱，对于没有铜钱的，也可缴纳与征收时与铜钱市场价相等的实物代替，以便能够方便的变现。在两税法实施初期，基本物价较高，号称“钱轻物重”，百姓也乐于交钱。

经济学认为：货币是实现财富合理调配与交换的最有效率的工具。所以毫无疑问，用货币税代替实物税，肯定是经济制度上的一大进步。两税法一经施行，也确实证明它是一个卓有成效的好制度，不但大幅度提高了唐朝中央政府的收入，而且因其将税收与财富直接挂钩，也合理分配了民众的负担，对广大的下层百姓也有利。但是，当时谁也没有预见到，两税法的一个副作用以此为起点，开始慢慢发酵。

官府收税时以收钱为主，那么当然要重视铜钱的质量，不能收些重量与成名不足的恶钱上来凑数，所以要严禁民间私铸恶钱，不然政府就亏大了。同时，必须保持铜本位的基本稳定，铜钱的价值既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且市面上的铜钱必须有足够的流通数量，否则这套税收制度也没办法良好地运行下去，因此国家对铜钱的需求量迅速增加。

与此需求正好矛盾的是：唐朝金属铜产量的最高峰，在两税法诞生前的玄宗年间，之后，由于国家多事，对新矿源勘探不足，旧矿产地渐趋枯竭，铜产量一直在持续走低。不过，铜产量虽不高，但如果能物尽其用，也还够用。但一些内外因素的作用，使金属铜的短缺更加雪上加霜。

先说外部因素，唐宋时代中国经济的发展程度无疑立于世界的顶端，中国中央王朝铸造的铜钱也就稍稍类似于今天的美元，在东亚，甚至更广阔的区域具有了一定国际货币的属性。在对外贸易中，中国的铜钱渐渐流入与中国有外贸往来的国家，某些时候甚至成为某些国家的主流货币。这就意味着，对中国铜钱的需求，不仅仅限于国内。但铜钱毕竟不是美元，它的铸造成本不低，古人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曾多次下令禁止铜钱外流，但实际上很难控制住。

内部因素就更要命，国家这有限的铜资源，最大的用户从来就不是国家的铸币产业，而是遍布全国的佛教寺院。佛像、铜钟、香炉，甚至铜柱、铜瓦，这些佛寺中常见的标配，件件都是用铜大户。而铜一旦进入了寺院，它就基本上退出了市场流通，沉淀下去了。佛寺越来越多，大大加剧了铜资源的紧张。实际上，此前唐武宗李炎发起的“会昌法难”，与此后周世宗柴荣发起的“显德灭佛”，国家铸币产业与和尚们争夺这不多铜资源，都是其中最基本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