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还有一个逻辑问题需要解决，如果吴国没有与契丹结盟的动机，那吴越呢？它与契丹有什么利益交集吗？钱镠存在帮助阿保机的动机吗？

其实，如果仅仅从吴越国自身的利益来看，还真没必要和契丹套什么交情。双方相距甚远，彼此既没有威胁，也谈不上多大的需求，何况还是“非我族类”。那钱镠一而再，再而三地派使节出访契丹，又是为了什么呢？

如果我们再看一看上表，就会发现一个现象：在阿保机掌权契丹的二十三年中，吴越与契丹的密切交往其实只集中在915年到923年的这八年间，在此前和此后也没什么交往。那么这八年有什么玄机吗？

我们一对照相关历史就清楚了，915年魏博兵变，从此开始，朱友贞的后梁让李存勖打得哎哟哎哟的，那个惨啊，真正有了亡国之危。朱友贞虽然算没上什么英主，可也还不是弱智，我个人认为，真实的他，比多数相关史书的描述要强那么一点儿，他也在想办法试图挽救危亡。要减缓李存勖的进攻，那最立竿见影的办法，莫过于拉拢一个强大的第三方攻击晋国，在当时，这个第三方非契丹莫属。

只是，要拉契丹下水，后梁手头一时没有足够的筹码，所以需要找一个股东来赞助。于是，作为后梁藩属国的吴越才被卷了进来。这么说有证据吗？有。在上表中，有两位外交官的名字曾多次出现，他们就是后梁使节郎公远，与吴越使节滕彦休。这两人都曾多次出使契丹，而且稍后我们会发现，他们访问契丹，可不是一访即回，而是在契丹留住了很长时间，甚至一起参与了阿保机的南侵！

什么情况下，发动战争会带上外国使节？最合理的推断，莫过于彼此之间存在着军事同盟关系。至此，我想说的第二件事大致理清楚了：在宋金“海上盟约”出台两百零一年前，后梁、吴越与契丹为了共同反晋，就结成过一个更加隐密，不为人知的前传版“海上盟约”，阿保机稍后的南侵，其实也是在履行这个盟约的义务。

幽州之战 九

实际上，之后我们会发现，在整个五代，契丹人的大举南犯，从来都是要取得汉地某个势力，或某个势力的“第五纵队”支持后才进行的。原因很简单，光凭契丹人自己，他们对中原势力没有丝毫胜算。由于反复的实战锤炼，五代军队的平均战斗力一点儿不比初兴时期的契丹人差，只不过在乱世军阀的生存竞争大背景下，民族大义就显得异常苍白，太多的势力，太多的军阀为了一时之利不惜饮鸠止渴，给契丹人创造了一次次南下的契机。

后梁贞明二年（公元916年）七月，乘着秋高马肥，阿保机尽起契丹之众，对外号称三十万大军，并邀请后梁使臣郎公远与吴越使臣滕彦休同行，发动了他的第一次大规模南侵战争。

也许是想迷惑晋军，或者是想打大BOSS之前先打几个小怪练练级，契丹军队并没有直接南下进攻晋国，而是先挥师向西，扫荡了位于今天内蒙中、西部的各个游牧部落。悲催的各部落又一次惨遭涂毒，被阿保机虏获了人丁一万五千六百户，和铠甲、兵仗、驼马牛羊等大批财物。在外人，特别是晋国的北部诸边将看来，阿保机这次行动和前几年没什么不同：阿保机又在欺负他的游牧小兄弟了，没我们什么事。

谁知在取得开门红之后，阿保机并没有像往年那样，继续追着游牧兄弟们打劫，或者拿着战利品回去给手下分赃，而是带着他士气高昂的得胜之师，声西击东，出敌不意地长驱直入，穿过麟州（今陕西神木）、胜州（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之间的河套地区，然后强渡黄河，突然出现在朔州（今山西朔州，时为振武镇总部所在）城外。

此时防守朔州的，是李克用的一个老资格义子，振武节度使李嗣本。李嗣本，雁门人，本姓张，在晋军中也算得一员战功卓著的猛将，如前文刚刚提到的叛徒卢文进，当初就是被他击败招降进晋军的。李嗣本坐镇振武后，虽然治民理政方面的本事颇受人诟病，但以雄武善战在鞑靼等塞北胡人中很有名声，以至胡人们给了他一个牛哄哄的绰号：“威信可汗”！

可悲的是，在阿保机突然攻击下，“威信可汗”的威信很快扫了地。此时，晋军虽已在故元城之战中歼灭了河北的梁军主力，但沧州（戴思远）、贝州（张源德）等重镇的后梁守军仍在坚持抵抗，所以晋军主力也就还全部集中南面的梁晋战场，振武等北方各镇的守兵非常薄弱。

眼见众寡不敌，手里兵少的李嗣本连忙紧闭城门，希望利用契丹骑兵善长野战而不善于攻坚的劣势，固守待援。

无奈经验主义常常都是靠不住的。由于有叛将卢文进的加盟，以及后梁、吴越提供的攻城武器（很可能还有相应的专家），使契丹人快速学会了中原正流行的各种先进攻城技术，其攻坚能力已是士别三日，需要刮目相看了。

据《旧五代史 李嗣本传》记载，阿保机在对朔州的攻击中除了采用了地道攻城，还使用了一种叫作“火车”的新武器。地道，我们很好理解，但火车，又是什么东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