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治、大正、直至昭和时期，日本形成了这样一种社会习俗：男人长大从军或入军官学校，女人则做医护或报务员。一言以蔽之：参军光荣。在幕府时代的日本，只有武士阶层才有资格成为军人。所以在明治维新实行征兵制之后，大多数下层的老百姓将能够参军视为地位得到提高的标志，对于成为军人充满了自豪感和使命感。
皇室也为平民做出了表率。从明治时代开始，日本皇室男性自动成为陆海军军人。裕仁天皇8岁之前曾被寄养在海军中将川村纯一中将家长达4年多，之后先后由军神乃木希典和东乡平八郎直接担负其启蒙教育，可以说早与军人融为一体。裕仁12岁成为太子时军衔是少尉，14岁中尉，之后每隔两三年晋升一次，最终成为陆海军大元帅。裕仁之外，战前日本皇室所有男子都必须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毕业后都进入军队任职。
传统的日本武士产生于8、9世纪。自1192年镰仓幕府建立开始，武士阶级就成为了日本的统治阶级，该阶级的思维和行为方式逐渐形成了后来让人闻之色变的“武士道”。其核心内容是：效忠君主，以武为本，崇尚武勇，重名轻死，杀身成仁。明治维新之后虽然武士阶层消失，但随着日本逐渐走上军国主义之路，武士道也被赋予了新的内容，成为日本军人的精神支柱。
一般人对生命执著，武士道则持否定的态度，认为只有死是真诚的。武士标榜的是精神上的优越，就是要在心理上先能战胜自己，才能战胜别人。先能“不要自己的命”，才能“要别人的命”。日本以“樱花”比喻武士。他们认为樱花最美的时候并非盛开，而在凋零之时。花期不长的樱花会在一夜之间全部凋零，没有一朵残留枝头。这是日本武士崇尚的最高精神境界，在片刻耀眼的美丽中达到人生的顶峰，发挥自己最大的价值，之后豪无留恋地结束自己的生命。日本人眼里，“武士道是对死的一种觉悟”，武士道的理想境界不是生存而是死亡，战死沙场或者自杀才是武士最理想的归宿。
对于一个用武士道精神武装的日本军人来说，他的终极目标就是为天皇战死。战死会为他的家人带来无尚的荣誉，本人的灵魂也得到拯救。在西方人眼中，日本兵个个都是“超人”。有位美国观察家指出，日本的伤兵“尽管身上受伤，仍有出奇的活力。被子『弹』打穿了头部、颈部、身躯、手臂或腿部的人照样能走，对自己的伤势毫不在乎。他们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生命力。”
正是有了“武士道”作为精神武器，才会有了后来的“万岁冲锋”、“玉碎”、“神风特工队”、“剖腹”等一系列违反人伦和道德的组织或行为。至于选择剖腹作为武士最崇高的死亡方式，是因为他们认为人的灵魂宿于肚腹之中，在有必要将自己的灵魂向外展示的时候，就选择剖腹。
1945年5月德国战败投降时，东京大街小巷的人都在嘲笑德国人，大骂他们无耻、不要脸，没有武士道精神。在马来亚战场，一个英国将军曾经感慨地说：我们天天要求士兵战斗到最后一人，可真正做到的却是对面那些我们的敌人。林彪在《平型关战斗经验》中也提到：日本兵至死不肯缴枪，一来是因日本之武士道和军国主义教育，同时也因他们对中国军民太残暴，恐怕中国人报复。
由于轻视生命的价值，所以日本军人也绝不会去看重战俘的生命。他们曾自豪地宣称：欧洲战场结束之后，在欧洲的美军士兵对于和日本人作战存在着很大的厌战情绪。相比较德国人，日本人更加残暴无情，他们蔑视生命，视生命如草芥。盟军士兵如果当了德军的俘虏，活下来的希望很大，德国战俘营俘虏死亡率只有2-3%。而一旦当了日军的俘虏，那半只脚已经踏进了鬼门关，死亡率一下子就上升到30%以上。
日本的女性在历次对外侵略战争中也有不俗的表现。梁启超曾说，日本人将送家人上战场视为莫大的荣誉，就像中国人中举人一样。入伍的军人会被赠以“祈战死，勿生还”几个字，出征的士兵还会带上“千人针”。这种千人针是由出征士兵的女性家属比如母亲或姐姐拿上一件饰物，到街头或者公开场所祈求路过的女性在饰物上缝上一针，等凑够千针之后，让出征者带上用于辟邪。几乎所有接到这种请求的女性都会毫不犹豫地应邀上前缝上一针，给即将奔赴前线的战士“祈福”。战争期间，即使地位低下的日本艺妓也会捐钱捐物资助国家对外战争。1938年1月，日本曾出台《母子保护法》，公开打出“努力繁殖，努力生育”的口号。开战之前的1941年7月，日本又开始实施《国民优生法》，对15岁到21岁的女学生进行千米赛跑等体力测试考试，提出在整个日本培养“军国女性”，培育一代又一代的“军国母子”。
在世界第一战列舰“大和”号最后的濒死出击中，舰队司令伊藤整一中将的太太伊藤千岁把丈夫送出家门时最后的一句话是：“打了败仗就不要再进这个家门。”日本战败后，陆军元帅杉山元的夫人每天都冰冷地催促杉山元：“日本已经战败了，你怎么还有脸活着？怎么还不剖腹？”
第五，大力兴办高等军事院校，培养对外侵略扩张的“精英人才”。
日本人做事情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始终把对人的教育放在首要位置。发展经济如此，扩充军事力量也不例外。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先后建立了几所著名的军事院校。就结果而言，尽管没有具体的统计数字，但可以断定，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对外侵略扩张中，参战的陆、海军将佐几乎都出自这几所军事院校。
首先出场的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简称“陆士”。其前身为创建于1868年的京都兵学校，后根据1874年《陆军士官学校条例》正式创立。该校在思想上极端重视对学生实施军国主义教育，在军事技术上注重学员的综合发展，为日本陆军培养了大批高级将领，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撤销。期间共开办61期，培养中高级军官36900名。今后我们在介绍出场人物时经常会说“陆士某期”，意思就是“陆军士官学校某期毕业”。马上出场的“陆大”、“海兵”、“海大”也类似。
辛亥革命之后，由于受到“政治学西洋，军事学东洋”的影响，很多中国有志青年东渡日本，寻求富国强兵之路，包括蒋介石在内。不过蒋委员长上的是东京振武学堂。当时的“陆士”是中国军人的首选。在“陆士”学习过的中国军人包括：蒋百里，蔡锷，孙传芳，阎锡山，何应钦，汤恩伯，朱绍良，程潜等等。后来中国有了黄埔军校，青年学生才开始转向国内，“陆士”渐渐淡出了国人的视线。
比“陆士”再高一级的就是日本陆军大学，简称“陆大”。1872年12年陆军参谋本部成立后缺乏合格的参谋，所以“陆大”可以说是为了培养参谋军官专门成立的教育机构。位于东京的“陆大”1882年建校，1883年开始招生，1885年第一届毕业生毕业。刚开始十几届每届只有学生10人左右，到了1899年的第13期（期间因为甲午战争停办两期）才达到40人。后来招生人数逐渐增加。在日本，只有陆大的毕业生才有资格当参谋。“陆大”开办的64年间，共有3485名毕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