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结果导致政府逐渐被军部完全左右，发展到后来军部直接就成了政府。这一现象在1931年之后更加明显。我们看一个简单的统计，从1931年4月14日到1945年8月17日，从若槻礼次郎内阁开始，之后的犬养毅、高桥是清、斋藤实、冈田启介、广田弘毅、林铣十郎、近卫文麿、平沼骐一郎、阿部信行、米内光政、东条英机、小矶国昭、铃木贯太郎、东久迩宫，短短14年时间里，日本换了17届内阁，平均每届0.82年，换首相就跟陈冠希换妞一样快捷。这么多首相中，只有犬养毅、高桥是清、平沼骐一郎、广田弘毅以及近卫文麿5人为政客、官僚或贵族出身，其余9人都是清一色的陆、海军大将。
第三，独具特色的“军国主义”教育体系。
军国主义教育是日本推行军国主义路线、对外实施侵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880年发布的《教育令》中，就已经出现“尊皇爱国”的字句。1890年10月30日，明治天皇亲自颁布《教育敕语》，使得日本国民从小学生时代就开始接受以效忠天皇为核心的军国主义教育。《教育敕语》虽然只有200余字，但从颁布之日起到二战结束的半个世纪时间内，对其进行阐述的文本就有六七百种之多。1891年到1907年的16年间，解释《教育敕语》的《敕语衍义》重印了31次。
文字的教育还不够，形式上也要身体力行。在日本，每逢大的节假日庆典活动，所有学校师生都必须集体对天皇的御像鞠躬行礼，山呼万岁。由校长奉读《教育敕语》，全体师生必须低头毕恭毕敬地聆听，其间还要演奏歌颂天皇统治千秋万代的歌曲《君之代》，制造浓厚的宗教氛围。
对军人的洗脑和军国主义灌输更加严格。日本于1878年颁布了《军人训诫》，以“忠实”、“勇敢”、“服务”做为军人的根本精神，禁止士兵谈论天皇、议论朝政。1882年1月，明治天皇亲自颁授了《军人敕谕》，敕谕中阐述“我国军队世世代代为天皇所统帅”，强调天皇对军队的绝对统帅权。在宣布“朕是尔等军人之大元帅”的同时，也提出天皇与军人一心相连，荣辱与共，“朕赖尔等为股肱，尔等仰朕为头首。”对军人精神提出五条标准，即“忠节”、“礼仪”、“武勇”、“信义”、“质朴”。军人不仅在学生时期接受了《教育敕语》的严格教育，在部队仍要全部背诵《军人敕谕》。
1941年1月，时任陆军大臣的东条英机颁布了《战阵训》，其执笔者就是陆军大学第28期的“首席”，当时任教育总监部本部长的今村均中将。《战阵训》通篇军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内容，其中提到：“知耻者勇，应常思乡党家门之脸面，益愈奋励，以不负其期待。生不受虏囚之辱，死勿留罪过之污名。”正因为此，投降被日本士兵视为终身的耻辱。战死的军人是神，而一个被俘或投降的士兵在他家乡和家人的心目里已经死亡，名字也会从户口册上划掉。日本《军人手册》上写道：“要把最后一粒子『弹』留给自己。”
第四，“武士道”精神成为日本全民“尚武”的基础。
几十年如一日对外穷兵黩武的日本可谓全民“尚武”。“冲向高山，让尸骸填满沟壑，走向大海，让浮尸漂满海面”，如果听到一个人在唱这样血腥的歌词，你的第一判断肯定是这人要么变态、要么神经病。但这就是大日本帝国海军的军歌。
相反，中华民族并不是一个“尚武”的民族。小时候，每当念书念到“我们伟大的祖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我们的人民勤劳勇敢，我们的历史源远流长”时，我都会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不自觉地挺直了腰杆。长大之后慢慢才知道其实并不完全是那么回事。“地大”不错，可西半边没多少人住。“物博”也谈不上，至少石油就不够。小时候老师说，我们中国有了大庆油田，从此告别了“贫油国”的帽子，今天才知道我们不但“贫”，还不是一般的“贫”。一个馒头蘸盐都吃不上、吃口咸菜当过年的人，现在有200块钱可以买根油条吃就能算富人吗？如果真“物博”了，还“南水北调”、“西气东输”干吗？我们很勤劳，但我们善良不尚武，我们视“不战而屈人之兵”为最高境界。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历史上多少有着雄才伟略的名君，也没有降服蒙古，反而使之成为我们永远的痛。中国作为曾经的超级大国竟然有着两次亡国的经历，“蒙元”和“满清”。我们引以为自豪的万里长城，正是对外防御的最好见证。“止戈为武”，文字上的表现也如此。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那几支部队，岳家军、杨家将、戚家军，任务基本都是防守，岳飞想搞防守反击还被干掉。郑和倒是坐着船出去遛了几圈，但只扬威不打仗，我们讲求“以德服人”。
前段曾经看到过一些评选中国古代十大酒局的文章。项羽刘邦的“鸿门宴”，曹操刘备的“青梅煮酒”，周瑜蒋干的“群英会”都曾上榜。但是我认为这些对中国历史的影响程度都远远比不上宋太祖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赵匡胤的那一杯酒之后，中国走上了“文尊武卑”、“文主武从”之路，泯灭了大汉民族那本来就不多的血性，两次亡国也恰恰都在这一酒局之后。“中国原来也是有武士的，但是在宋朝之后消失了。”说这话的不是我，而是之前曾提到的“昭和第一兵家”石原莞尔。提出类似观点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被称为民国第一军事家的蒋百里。
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国人轻松军人的例证。比如蒋百里先生提到的俗语“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听人说，“这孩子学习差，不如去当兵算了”。朋友或同事的孩子考上了大学，我们首先会送上祝贺。听说谁家孩子当兵了，往往就有种说不出口的感觉，仿佛他的父母都属于低智商群体。军人最多是被称呼为“当兵的”，后边的“人”字都省略了。通常的理解中，当兵的就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代名词。中国还有一句俗话，“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好像“兵”天生就不讲理。
上个世纪，在中国的土地上曾发生过两起惊天动地的暗杀。第一次是1909年10月26日，地点是哈尔滨火车站，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被安重根枪杀。第二次是1932年4月29日，地点是上海虹口公园。日寇阅兵庆祝天皇生日及“一二八淞沪抗战”的胜利，结果一个叫尹奉吉的人向主宾席投掷『炸』弹，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大将被炸死，驻华公使重光葵和海军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各被炸断一腿，植田谦吉中将被炸瞎一目。安重根和尹奉吉都被处决。大家可能从名字上已经看出，他们都是朝鲜人，——要是中国人多好。
在中国，我们习惯于听“工农兵”或者“工农商学兵”，“兵”始终排在最后。而在日本这一次序是“士农工商”，这个“士”不是士大夫，而是“武士”。幕府时期，也只有武士才能接受教育，可见军人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