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军政分离，军“主”政“从”。
对于一个健康、稳定的国家来说，大家普遍认同的观点是军事战略服从于政治战略，也就是军事服从于政治。军队的任务在于保卫国家的安全，实现国家的政治目的。就当今社会而言，我们一旦听到某一个国家发生了军事政变，成立了军人政府，第一印象就会感觉这个国家是不稳定的，至少是处在一个特殊时期。要去旅游的人一般就会退票。相对于政治家而言，军人往往崇尚通过武力去解决问题，自然就会缺乏一种理性的判断力。对于日本而言，军人主宰国家长达几十年之久，连年征战，终于把国家带到了灭亡的边缘。
前边我们曾简单介绍过日本的军制，它具有一个突出的提点，那就是所有的军事机构、军事力量都直属于天皇，政府对于军队的行动无能无力，到最后干脆就由军人主宰了政府。
这一点从二战结束之后欧洲纽伦堡审判和远东东京审判的结果就可以略见端倪。德国判处绞刑的12人中文官居多，真正的武官只有凯特尔和约德尔两人。政治家和军人的比例是10:2，说明德国的侵略主要是由政治家发动的。而日本被绞死的7人中，6个都是陆海军大将，唯一的文人广田弘毅还有凑数之嫌，说明战争的发动者是军人。20年代初日本民主派代表尾崎行雄、岛田三郎等也曾指出：“直属天皇的机构中，属于文官者4个，而属于武官者竟达到41个”。
总体来看，日本天皇总揽统治权，内阁做为行政机构对天皇负责。与内阁一样，军部同样也是独立的，也一样直接对天皇负责。政府和军队分离，造成了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的同等重要和不分主次。这样就形成了日本的第一个矛盾：军部与政府内阁之间的矛盾。
二战日本之所以战败，我觉得有一个主管原因不容忽视，那就是在内部存在几大几乎不可调和的矛盾。首先是政府和军部的矛盾。其次是陆军和海军的矛盾。第三是陆军内部“统制派”和“皇道派”的矛盾。第四是海军内部“舰队派”和“条约派”的矛盾。这些矛盾互相交织，互相制约，成为日本最后战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真正使得政府最终成为军部附庸的，是日本特有的“两权一制”。
根据大日本帝国宪法，天皇作为大元帅统帅陆海军。这种统帅大权即军令权的行使由陆军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长辅佐，这就是“独立的统帅权”。陆军省和海军省作为军政机构，其大臣既为内阁成员，又与参谋总长和军令部长一道，拥有不经内阁直接向天皇上奏的“帷幄上奏权”。根据大本营条例，大本营的幕僚全部由陆海军将佐组成。内阁首相不得参与大本营一切作战计划的制定和具体作战指挥事宜。这样，就从法律层面上确认了军部的“独断”权力。
综上所述，日本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二重政府”。内阁是一套，军部是另一套。之间也有交叉，陆、海军大臣既属于内阁成员，也属于军部。但是陆海军大臣不需要对内阁大臣负责，而直接对天皇负责。这样一来，陆海军大臣就处于一个十分微妙的境地。他们作为国务大臣，有资格参与内阁事务。同时，作为军事行政的主管大臣，还就统帅权的行政事项承担辅佐天皇之责，具有双重身份。
在统帅权方面，参谋总长和军令部长的职权不可小觑，可直接向天皇上奏，即上边提到的“帷幄上奏权”。为了缓冲“中间地带”的矛盾，也规定陆海军大臣在行使其“帷幄上奏权”时，应当将其上奏事项报告首相。用一个现代的词语来表示，那就是主送天皇，抄送内阁。等于说有关军事方面的决策，你首相知道了就行，不需要表态或批示。一个明显的例子，中途岛日本海军遭受重创之后过了很长时间，作为首相的东条英机才知道在战斗中损失了“赤城”等四艘重型航母。东条的后任小矶国昭更惨，陆海军的所做作为他这个当首相的基本上什么都不知道，纯粹的靠边站、看不见。
由于能得到“抄送”的文件，似乎内阁通过陆、海军大臣能知晓一些关于军部的事情，还算凑合。但正是这个陆、海军大臣成了内阁的死穴，这就是更为著名的“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又称“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其核心内容是，内阁成员中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的陆、海军大将或中将担任。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名义上为内阁成员，却只须对天皇负责，可以直接向天皇请辞。
换句话说，不是现役的陆海军将领就不能出任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而陆海军将领却可以担任陆海军大臣以及之外其他各省大臣甚至是内阁首相。
“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在1900年确立。1913年日本“海军之父”山本权兵卫出任首相之后，为了对付陆军随时可能实施的倒阁行为，曾经短期内废除过这一制度，将“现役武官”改为“退役的也可以”。这一改变仅仅是字面上的，因为在此之后并没有出现过一次由退役武官出任陆、海军大臣。1936年“2.26”事变之后，广田弘毅内阁在军部的逼迫下，再次恢复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标志着日本军部完全掌握了国家大权。此举也成为广田弘毅战后作为唯一被绞死的文官之主要罪证。
这样的体制就导致内阁变得残缺不全，相对于军部来说十分脆弱。只要陆海军大臣辞职，内阁即告垮台。军方不推荐陆海军大臣，新内阁就无法成立。军部唯一有求于政府的，就是要求拨给扩军与作战的经费。就算后者反对，军部也可以以搞垮内阁相威胁，或利用天皇权威迫使其让步。如果这样的办法还无法达到目的，军部往往通过挑起战争以“帷幄上奏权”获得天皇批准，从而迫使内阁承认既定事实。“九一八事变”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说了半天跟绕口令一样的东西，我都觉着可能没说明白。举几个例子，可能一下子就会清楚不少：
一、“军阀毒杀内阁”。1913年，西园寺公望内阁决定整顿财政，消减开支。陆军以“维护满蒙权益和殖民地治安”为由要求扩军增设两个师团，遭到内阁拒绝。结果“陆军很生气，后果很严重”。陆军大臣上原勇作辞职，并且不指定继任人。导致西园寺内阁集体歇菜，由陆军出身的元老桂太郎继任首相。这次事件被称为“军阀毒杀内阁”。
二、宇垣一成组阁失败。1937年广田弘毅下台后，宇垣一成曾受命组阁。宇垣虽然是陆军大将，但是因为之前主持过著名的“宇垣裁军”，在陆军中被看成叛徒，备受敌视。因此有“昭和第一兵家”之称的石原莞尔串通陆军闹“罢工”，拒绝向内阁推荐陆军大臣人选。最后弄得宇垣组阁失败，灰溜溜卷铺盖走人。
三、米内光政黯然下台。1940年，海军大将米内光政受命组阁。当时由于希特勒的德国在欧洲所向披靡，日本陆军于是提出“不要误了公共汽车”的口号，积极推动德、意、日“三国同盟”，准备对英美开战。由于海军内部以米内、山本五十六、井上成美组成的三驾马车坚决反对和英美开战，反对陆军与德意结盟的意见，导致陆军大为不满。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指使参谋次长泽田茂拿着他的印章逼陆军大臣畑俊六大将辞职，并且不指定继任人，直接导致米内光政内阁垮台。要是我，肯定恨死畑俊六了。还好米内光政人比较厚道，在1946年东京大审判时还帮畑俊六做伪证，救了畑俊六一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