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孙中山在一九二四年所主张的三民主义的革命在基本上是一致的。孙中山在这一年发表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上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又说：“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孙中山又在其遗嘱上指出“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关于内政外交的根本原则。所有这些，就把适应于旧的国际国内环境的旧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改造成了适应于新的国际国内环境的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发表宣言，声明“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就是指的这种三民主义，而不是任何别的三民主义。这种三民主义即是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政策的三民主义。在新的国际国内条件下，离开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就不是革命的三民主义。（关于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只是在基本的民主革命政纲上相同，而在其他一切方面则均不相同，这一问题，这里不来说它。）
这样，就使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论就其斗争阵线（统一战线）来说，就其国家组成来说，均不能忽视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地位。谁要是想撇开中国的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就一定不能解决中华民族的命运，一定不能解决中国的任何问题。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所要造成的民主共和国，一定要是一个工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在其中占一定地位起一定作用的民主共和国。换言之，即是一个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反帝反封建分子的革命联盟的民主共和国。这种共和国的彻底完成，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有可能。
第六节中国革命的前途
在将现阶段上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和性质这些基本问题弄清楚了之后，对于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就是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中国革命的现在阶段和将来阶段的关系问题，也就容易明白了。
因为既然在现阶段上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一般的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而是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而中国革命又是处在二十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的新的国际环境中，即处在社会主义向上高涨、资本主义向下低落的国际环境中，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革命的时代，那末，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也就没有疑义了。
没有问题，现阶段的中国革命既然是为了变更现在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即为了完成一个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而奋斗，那末，在革命胜利之后，因为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也是不足为怪的。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但这只是中国革命的一方面的结果，不是它的全部结果。中国革命的全部结果是：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这种社会主义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的比重的增长，就是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或者已经或者可能承认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就是民主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所有这一切，都是社会主义的因素。加以国际环境的有利，便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结果，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不能不具有极大的可能性了。
第七节中国革命的两重任务和中国共产党
总结本章各节所述，我们可以明白，整个中国革命是包含着两重任务的。这就是说，中国革命是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现在阶段的革命和将来阶段的革命这样两重任务的。而这两重革命任务的领导，都是担负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双肩之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
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光荣的伟大的全部革命任务。每个共产党员都应为此而奋斗，绝对不能半途而废。有些幼稚的共产党员，以为我们只有在现在阶段的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没有在将来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或者以为现在的革命或土地革命即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应该着重指出，这些观点是错误的。每个共产党员须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
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的。而中国共产党则从自己建党的一天起，就把这样的两重任务放在自己的双肩之上了，并且已经为此而艰苦奋斗了整整十八年。
这样的任务是非常光荣的，但同时也是非常艰巨的。没有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任务是不能完成的。因此，积极地建设这样一个共产党，乃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
注释
〔1〕 仲家，布依族的一种旧称。
〔2〕 指南针的发明，在中国是很早的。公元前三世纪战国时代，《吕氏春秋》上有“慈石召铁”的话，可见当时中国人已经知道磁石能吸铁。公元一世纪，东汉王充的《论衡》说磁勺柄指南，可见当时已经发现了磁石的指极性。根据宋代文献记载，在十一世纪，中国人已经发明了用人造磁针制造的指南针。到十二世纪初，即宋徽宗时，朱彧的《萍洲可谈》和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都说到航海用指南针，可见当时指南针的使用已经相当普遍。
〔3〕 根据中国古代文献记载，公元二世纪初，东汉宦官蔡伦集中前人的经验，用树皮、麻头、破布和破鱼网造纸。此后，这种造纸法便在全国逐步推广开来。人们把这种纸称作“蔡侯纸”。
〔4〕 中国的刻版印刷术，约创始于公元七世纪，即唐初年间。
〔5〕 宋仁宗庆历（一○四一——一○四八）年间，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
〔6〕 中国火药的发明，大约在公元九世纪。到了宋朝初年，即公元十世纪后半期至十一世纪初，中国已经使用火药制造火炮、火箭等武器，供战争之用。
〔7〕 陈胜、吴广是秦末农民大起义的领袖。公元前二○九年，即秦二世元年，陈胜、吴广往戍地途中在蕲县大泽乡（今安徽省宿县东南）率领同行戍卒九百人起义，反抗秦朝的残暴统治。全国各地纷起响应。项羽和他的叔父项梁在吴（今江苏省吴县）起兵，刘邦在沛（今江苏省沛县）起兵。陈胜、吴广起义失败以后，项羽、刘邦两军成了当时反秦的主要力量。项军消灭了秦军的主力，刘军攻占了关中和秦的都城咸阳。秦朝灭亡后，刘项双方相争数年，项羽败死，刘邦做了皇帝，建立了汉朝。
〔8〕 新市、平林、赤眉、铜马都是王莽时代农民起义军的名称。西汉末年，各地农民不断进行反抗活动和武装起义。公元八年，王莽代汉以后，实行“改制”，企图缓和农民的反抗。但是，由于社会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加之天灾频繁，各地农民的反抗斗争终于发展为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公元十七年，新市（今湖北省京山县东北）人王匡、王凤领导饥民起义，以绿林山为基地，称为“绿林军”。后绿林军一部在王匡、王凤率领下北入南阳，称“新市兵”。另一部由王常等率领进入南郡（今湖北省江陵县），称“下江兵”。新市兵进入随县，平林（今湖北省随县东北）人陈牧等千余人起义响应，号称“平林兵”。公元十八年，山东琅琊人樊崇在莒县（今山东省莒县）领导农民起义。起义军用红色涂眉，号称“赤眉军”，主要活动于山东、江苏、河南、陕西等地，是当时最大的一支农民起义军。同时，在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还有大小数十支农民起义军，铜马是其中较大的一支，主要活动于河北、山东交界地区。
〔9〕 公元一八四年，即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张角等领导河北、河南、山东、安徽等地的农民数十万人同时举行起义。起义军头戴黄巾为标志，因此被称为“黄巾军”。
〔10〕 公元七世纪初，即隋朝末年，农民纷纷起义。李密、窦建德是当时两支主要起义军的首领。李密领导的河南瓦岗军和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在推翻隋朝统治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11〕 王仙芝、黄巢是唐末农民起义军的领袖。公元八七四年（唐僖宗乾符元年），王仙芝在山东起义，次年黄巢聚众响应。参见本书第一卷《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注〔4〕。
〔12〕 宋江和方腊分别是公元十二世纪初即北宋末年北方和南方农民起义的有名首领。宋江率领的起义队伍，主要活动于山东、河北、河南、江苏一带；方腊率领的起义队伍，主要活动于浙江、安徽一带。
〔13〕 公元一三五一年，即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各地人民纷纷起义。一三五二年，安徽凤阳人朱元璋投入北方红巾军郭子兴部起义军。郭死，朱元璋成为该军的首领。一三六八年，他领导的部队推翻了在各地人民起义的打击下已经摇摇欲坠的元朝的统治，成为明朝的开国皇帝。
〔14〕 见本书第一卷《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注〔5〕。
〔15〕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6〕。
〔16〕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5〕。
〔17〕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