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忍细看 序言
历史的真实细微之处往往令人震惊。然而鲁迅先生曾经指出，历史往往是不可靠的，同时代人所写的历史尤其不可靠。胡适先生也曾有过一个精彩的比喻，历史就是一位任人梳妆打扮的小姑娘。不要说在专制的封建社会里，文网恢恢，动辄得咎，书写历史成了一个极其危险的职业，因秉笔直书而遭遇血光之灾甚至祸及九族者不知凡几；就是到了近代乃至现代，历史仍然充满了数不清的谜团。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史料的发现，有些谜团才陆续地得以解开。
因此可以说，史家的任务就在于区别真实的和虚构的、确定的和不确定的，以及可疑的和不能接受的。这就要求，史家须摒弃功利，独立思考，严肃认真，不断地对历史进行追问。把那些或者是因为利诱和威胁，或者是出于某种政治需要，或者是因为偏见，或者是因为个人的感情和爱憎，或者是我们所无法知道的原因，而背离了真实的历史，一点一滴、持之以恒地去伪存真，恢复其本来面目，从而使历史成为时代的见证、真理的火炬、记忆的生命、生活的老师和前人的使者。
说到底，历史就是对细节真相的探究。然而，说出真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鲁迅先生说过，谎言和假话越来越多，中国的文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瞒”和“骗”的文化。它已经成了民族的心理痼疾，因此，说出真相就具有挑战某种民族思维的性质。真相的获得，需要历史学家的勇气和责任感，需要探索，需要发现。值得庆幸的是，近些年来，一些史家和历史事件的知情者、亲历者，孜孜以求，以史实为依据，按迹寻踪，见微知著，决不妄加穿凿，挖掘史料中的深层内涵，探寻历史的本相、本质和发展规律，实事求是地评价人物的是非功过和历史作用，体现了历史学家的史胆、史识和史德。笔者有感于此，把近年来发表的有新意且有价值的文章，略作分类，编就此书。
这些文章，有些是历史事件知情者、亲历者的回忆，把僵硬的历史还原为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变得有血有肉，呼之欲出；有些是把被有意回避或语焉不详的历史，经过作者的调查和探索，使其重见天日并予以合适的评价；有些是根据逐渐解密的档案或史料，把尘封多年因而被长期误读的历史赋予崭新的生命和意义；有些是对历史上某些事件、人物的说法、评价甚至是“定论”，根据作者的研究和发现，建构起迥异以往的命题和意蕴；有些则是将被歪曲、篡改甚至颠倒的历史，还其本来面目或重新颠倒过来。
本书所收入的文章思想开放，无论是观点还是材料，都有很多新鲜感，那种陈陈相因的陈词滥调，在这里无处安身。阅读本书犹如走进一个陌生的国度，新颖的景观层出不穷，身心会陶醉在一种受到新知刺激才会产生的精神愉悦。
学人和专家们阅读本书会受到领悟、启发甚至震动，但本书主要还是以大众为阅读对象。对那些“纯学术”的鸿篇巨制，敬谢不敏。眼睛向下，拒绝枯燥，注重文采，把平民化、生动性、可读性和趣味性作为遴选文章的取向。学术只是一种精神，一种风骨，而鲜活丰满的血肉和生命，才是我们的追求。
应该说明的是，本书的分类完全是为了阅读的方便，多数文章因意蕴的多元，都是难以强作划分的。人物和事件的顺序基本上按时代先后编排，个别长文做了一些删节。书中所收文章大都是“一家之言”，并不能完全代表编者和出版者的观点，敬请读者明鉴。
司马迁之惑
司马迁之惑
向熹
2000多年前，当中国最伟大的史家司马迁开始撰写列传第一篇《伯夷列传》时，他陷入了矛盾——孔子说，伯夷、叔齐“求仁得仁，其何怨乎”，但司马迁在一篇以伯夷、叔齐口吻写的诗中看到怨愤之气，于是他只能怀疑是不是自己对这首诗理解错了。
接着司马迁又借他人之口进一步阐述自己的困惑：如果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为何像伯夷、叔齐这样一生“积仁”的人却终于饿死？为何像孔子最推崇的弟子颜渊也常常食不果腹？而盗跖无恶不作却寿终正寝？司马迁比照当时的现实，这并不是个别，而是普遍的现象！他终于忍不住将疑惑说了出来：“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司马迁面对的困惑是循环的：如果天道酬善，那伯夷、叔齐的死就证明他们不是善人；如果他们是善人，那他们的死又在证明天道不是鼓励从善的。
解决不了这样的困惑，司马迁只好到他最尊崇的孔子那里找答案，找来找去，只找到三条不无勉强的根据：一条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各人按自己的志向做人，不必考虑结局；一条是“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从商风险太大，太不确定，于是孔子也被迫选择跟着志趣走；一条是“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正是因为大多数人都做不到，所以行善的人才显出伟大，这也就是他们的价值。
很显然，写史重在史观，“个体选择”、“被迫为之”、“难能可贵”三个理由用于道德说理可以，但如果用来建构史观、指导历史叙述却极其困难。
“司马迁之惑”所针对的价值与得失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其背后是人类进程的一种必然规律。对这个规律的认识，有助于理解中国目前转型进程的关键任务。
人的管理，实质就是欲望的管理，通过管理实现欲望的释放与管束。释放欲望，可以激发人无穷的创造力；欲望的满足可以带来幸福感，欲望的不满会带来痛苦。于个体而言，欲望满足往往是暂时的，而痛苦却是经常的；于群体而言，欲望的创造力与破坏力并存。因此，欲望这把双刃剑需要约束。
事实上人类一直在寻找管束欲望的方法，以保证社会运作的正常，保证人们痛苦的减轻与幸福感的增进。在这个找寻过程中，各民族的智者都贡献了智慧，其中一些幸运的智者的思想成了宗教，并成为约束欲望最有效的方法。时至今日，凡有生命力的宗教无不在约束人的欲望。
在释放与约束消长往复的漫漫历史进程中，每个人心中都有了神龛，不同的是龛中的“神”不同。在中国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因而中国人心中的神龛中没有一个具体的神，但神龛却不是空的，仁、义、礼、智、信居于其中，它们是中国人心中的“理神”。与其他民族的神一样，起着约束欲望的作用。
当约束欲望的价值观成为个人与社会的普遍价值时，约束自己的欲望的人可以由此获得内心的自我犒赏和社会的精神犒赏，于是产生极大的幸福感。久而久之，这种精神需要变成另一种欲望，宗教或道德也获得不依存于物质得失的发展动力，对人的征服更加有力，人类也渐渐成了有普遍宗教性的动物。但是，当现实得失与精神价值有巨大落差时，就会出现对价值的怀疑，这就是“司马迁之惑”。
人类总是在释放欲望与管束欲望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如果完全用精神的标准，想建立一个价值理想国，社会将丧失活力，走向衰亡。如果完全用实用主义的标准，以绝对的利益得失比较，社会即使在短期内获得发展，也将陷入物欲横流，“形势大好，人心大坏”的境地，最终走向破产。
今天读《史记》，我们可以推断，面对困惑的司马迁做了两个决定：其一，为《伯夷列传》做总结时，完全不纠缠于天道存否，伯夷、叔齐贤否，而是绝对实用主义地总结出，伯夷、叔齐、颜渊如果不是孔子称道他们，他们将寂寂无名，所以结论是，凡夫俗子“非附青云之士”，名不能留于后世；其二，司马迁在修史中所持的观念，虽在轮廓上是儒家的，但其价值观更多实用主义的成分，例如他对人的私欲的认识。
当然，这些年过去了，我们也应看到，“神”被换了几轮的中国人心中的神龛，目前多是空的，从历史规律来看，这样发展是不可持续的，中国人呼唤幸福的声音越来越强烈，折射出的，正是认识人生目的的渴望、对欲望制衡的渴望。这时，传统文化的热潮就显得那么自然。
女子穿开裆裤的汉朝后宫
女子穿开裆裤的汉朝后宫
言语如剑
汉灵帝(156-189)刘宏，东汉皇帝，公元168年即位。在其统治期间，党锢之祸兴起，宦官把持大权，公开标价卖官，肆意大兴土木，百姓难以为生。中平元年(184年)，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
汉灵帝刘宏的“灵”在谥法中解释为：“乱而不损曰灵”，汉灵帝确实是个极度追求淫欲的皇帝。
灵帝继位之后立宋氏为皇后。宋皇后是扶风平陵人，因为她性情平和，缺乏女人味而得不到灵帝的好感。但是又处在正宫的风口浪尖上，后宫里受到宠爱的嫔妃都交相诋毁她。中常侍王甫枉杀勃海王刘恢及他的王妃宋氏，宋氏是宋皇后的姑母，王甫怕宋皇后迁怒于自己，就与太中大夫程阿诬陷宋皇后在宫廷里挟巫蛊诅咒皇帝。灵帝正愁没有废去皇后的借口，于是在光和元年收回她的玺绶，宋皇后不久忧虑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