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完全乐意放弃旧帝国的阿拉伯诸省，但拒绝割让东色雷斯，拒绝接受有关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海峡的条款。此外，获胜的协约国已进一步将小亚细亚划分为若干势力范围，残余的土耳其似乎注定要遭到与中国相类似的命运。
凯末尔大胆的民族主义思想引起了君士坦丁堡的反感，于是他被派往小亚细亚东部负责遣散军队。
在那里，他远离停泊在君士坦丁堡附近的协约国舰队的炮口，很安全。他在土耳其内地到处旅行，组织人们抵抗协约国及其在首都的傀儡苏丹。到1919年9月时，凯末尔已召集了一次民族主义大会；大会采纳了共有六项原则的”国民公约”。
这些原则包括民族自决、废除投降条约、保卫君士坦丁堡和制定一个新的海峡解决方案。在1919年10月的选举中，凯末尔的支持者赢得了多数席位；1920年1月召开的议会接受了”国民公约”。协约国对此进行报复，于3月16日占领了君士坦丁堡，以阻止民族主义运动的传播。
这时，凯末尔实行最后的决裂，将他的民族主义代表召集到小亚细亚中部的安卡拉。1920年4月23日，他们在此宣布废除苏丹政权，并建立了以凯末尔为总统的临时政府。
民族主义者战胜了似乎是势不可挡的对手。
一个原因是凯末尔勇敢而又富有灵感的领导。另一个原因是广大土耳其人民忠实的支斯他们由于协约国在君士坦丁堡的横暴行径，尤其是由于1919年春希腊军队在士麦拿的登陆而空前团结。最后一个原因是，凯末尔利用协约国之间的严重分歧与它们分别缔结条约，从而孤立了士麦拿的希腊人，为打败他们铺平了道路。
协约国之间的不和起因于这一事实；法国人和意大利人都有充分理由认为，英国人以及受他们保护的希腊人得到了中东战利品的绝大部分。因此，意大利人于1921年3月13日自愿缔结了一个条约；按照该条约，作为得到小亚细亚东南部某些经济特许权的回报，意大利人同意从该地区撤走他们的军队，并在外交上支持土耳其人努力夺回士麦拿和东色雷斯。法国人很快仿效了意大利人。
1921年10月20日，他们同土耳其人签订了一个协定，协定规定了叙利亚和土耳其之间的边界，并解决了铁路和其他经济方面的各种争端。
其时，土耳其人还一直在同俄国人谈判。这些宿敌因这时都在同英国交战而互相接近。1921年3月16日，他们签订了一个条约，规定高加索山脉为他们的共同边界，此后俄国人用武器和金钱援助土耳其民族主义者。
这一系列条约从根本上改变了中东的势力均衡。此时，土耳其和俄国结成了一条统一战线，而协约国已四分五裂，只有英国和希腊还坚持《塞夫尔条约》的条款。
英国因其世界范围的种种许诺和国内的舆论状况，只能将它的舰队保持在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海峡。换句话说，这时只有希腊人独自留在士麦拿面对小亚细亚的土耳其民族主义高丨潮丨。1921年3月底，希腊人和土耳其人之间爆发了战争。
起初，希腊人遇到的抵抗很软弱，因为这只不过是游击队的抵抗。但是，他们越向前推进，这种抵抗就变得越顽强，而且，当地居民满怀敌意，致使希腊不得不动员其整整三分之二的人力来守卫运输线。当入侵者到达小亚细亚中心地区的萨卡尔亚河时，战事出现了转折。
凯末尔开始反攻，战线拉得过长的希腊人被完全截住了，然后被逐退。退却使希腊人士气低落，最终导致了全面崩溃。1922年9月9日，凯末尔骑着马胜利地进入士麦拿。
不仅是希腊军队，连世代居住士麦拿地区达数百年之久的希腊平民也都被迫撤退。
这时，凯末尔能够要求修改《塞夫尔条约》。经过长期谈判，1923年7月24日签订了《洛桑和约》。
这一和约将东色雷斯和爱琴群岛中的几座岛屿归还给了土耳其。此外，土耳其还无须偿付任何赔款，投降条约内的全部条款也被废除；作为回报，土耳其答应进行司法改革。海峡仍为非军事区，在和平时期或者在战时而土耳其仍保持中立时，向所有国家的船只开放。
如果土耳其参战，敌国船只将不准通过，但中立国船只仍可通行。最后，一项单独的协定规定，用君士坦丁堡的希腊少数民族强行交换西色雷斯和马其顿的土耳其少数民族。
新土耳其《洛桑和约》意味着凯末尔个人的巨大成功。
衰朽的奥斯曼帝国在经历了500年盛衰无常的历史之后终于灭亡了。1923年10月29日，以凯末尔为总统的土耳其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在创立了新土耳其之后，凯末尔又致力于创造新土耳其人这一同样艰巨的任务。
1921年，他提出了生存斗争中的指导原则：
就我们这场运动的哲学观来说，我们的眼光要转向西方。我们将把西方的利度移植在亚洲的土壤上。我们将按西方的模式改造我们的学校。
亚洲的新口号不再是泛伊斯兰教主义，而是民族主义。……我们希望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我们的头脑愿意接受现时代思想，但我们仍得保持自身不变。我们并不希望被看作是一个渴望孤立在道德屏障背后的亚洲民族。
按照这些观点，凯末尔无情地清除了过去那些陈旧的制度。在变革的巨大洪流中进行了一个又一个的改革。
1923年10月14日——土耳其国家的首都从君士坦丁堡迁移到土耳其安纳托利亚高原中心地带的安卡拉。
1924年3月3日——废除哈里发制，奥斯曼帝国皇室的所有成员被逐出土耳其。1924年4月2O日——通过设立总统、总理、内阁和大国民议会的宪法；大国民议会每四年一次由选举产生，选举方式为间接投票。
1925年9月8日——取缔所有的宗教社团和寺院，禁止个人以宗数社团威员的身份生活，禁止穿戴与之有关的服装或拥有与之有关的头衔。
1925年11月——规定官员和平民必需戴礼帽以代替传统的土耳其帽。妇女是否戴面纱任其自使，但不鼓励戴面纱。
1926年1月至2月——采用新的民法典、刑法典和商法典，它们分别以瑞士、意大利和德国的体系为蓝本。
1926年8月17日——废除一夫多妻制。
1926年9月19日——强制推行世俗婚礼。
1928年11月3日——推行拉丁字母以代替复杂的阿拉伯字母；首先在报纸上，然后在书籍中实行这一改革。
1930年3月28日——更改地名：君士坦丁堡改名为伊斯坦布尔，安哥拉改名为安卡拉，士麦拿改名为伊兹密尔，阿德里安堡改名为埃迪尔内，等等。
1934年12月14日——给予妇女以选举权，并允许她们参加议会。
至1938年11月10日凯末尔去世时，新土耳其已经确立。诚然，这种“新”仅具有广度而不具有深度。农民构成了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当中大部分人仍墨守其古老的穆斯林的思想和习惯。
但另一方面，统治这个国家的新的杰出人物在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方面已欧化。许多农民也已大大改变，同政府建立了过去几个世纪中从未有过的友好关系。土耳其较之其他穆斯林国家，已在一个大得多的程度上成为凯末尔所设计的“现代国家”。
二、阿拉伯中东
反抗的格局正当土耳其人成功地撕毁《塞夫尔条约》之际，阿拉伯人正在顽强地抵抗指派给他们的受托管理国。与《侯赛因-麦克马洪协定》相反，叙利亚-黎巴嫩已作为托管地分给法国，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已成为英国的托管地，而埃及则已完全由英国人控制。对阿拉伯国家的这种横暴的瓜分行径必然导致骚动，因为战争本身已在阿拉伯人中激起了强烈的民族感情。
协约国有关民族自决的宣传已不可避免地对阿拉伯人的见解产生影响。阿拉伯军队的成功作战也唤起了民族意识和民族自豪感。在解放大马士革、阿勒颇和阿拉伯其他历史中心地区的战役中，阿拉伯士兵曾与英国人并肩作战。
同样重要的是因战时贸易的破裂而引起的普遍存在的苦难和遍及各地的饥饿。据估计，至少有30万人死于饥饿或由营养不良引起的疾病。
最后，还有最为重要的宗教因素，这对村庄的农夫来说尤其如此。
20世纪5O年代，埃及一位社会学家在经过直接调查之后断定，“对于村民来说，世界根据穆斯林的信仰分成信仰者和非信仰者，”而且“他们几乎不知道如种族或阶级之类的概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的几年中，无疑有更多的人发表了这种围绕着宗教的观点。城市里的阿拉伯民族主义领导人以往与农民没有什么交往，而农民支持他们的程度却常使他们吃惊；这个事实也可证明上述这一点。
其结论是，乡村起义是由反对外国异教统治者的宗教感情激起的自发运动。
上述诸因素的结合说明了战后阿拉伯人为独立而进行的斗争。可以看出，在这一斗争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种共同的格局。
首先，在和平条约刚签订后的几年中爆发了反抗和武装起义。然后，英国和法国逐渐恢复了秩序，重申了它们的权力。最后，它们允许不同程度的自治；这一点虽没有完全使民族主义者满意，但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维持了一种不安定的和平。
反抗过程严格地说，在埃及，委托关系并不存在。但形势与阿拉伯国家基本相似，因为英国在战争一开始就否定了奥斯曼帝国名义上的宗主权，并宣布埃及为英国的保护领地。民族主义的华夫脱党立即组织了猛烈的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