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联盟约》第22条把从同盟国手中获得的殖民地居民看作是“在现代世界的紧张形势下还不能自己站立的民族。”因此，这一条款规定：“这些民族的监护应该委托给那些先进民族，即因其资源、经历或地理位置而最能承担这一责任的民族……同时，这一监护应由他们作为‘受托者’、代表国联来执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由“受托者”来“监护”的规定并没有扩大到获胜的协约国的殖民地，虽然这些殖民地的居民在许多方面都处于相似的发展水平或缺少发展。
托管条款将德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国外和海外领土分为一级、二级和三级托管地。其类别随有关领土发展水平的不同而不同。在此基础上，前奥斯曼帝国的属地为一级托管地，德国的殖民地属二级和三级托管地。
在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中，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受托给受托管理国英国，叙利亚和黎巴嫩受托给法国。在德国殖民地中，坦噶尼喀大部分地区划给英国，其余部分划给比利时；多哥兰和喀麦隆由英、法瓜分；西南非洲分给南非联斯至于德国在太平洋上的岛屿，赤道以北的归日本，赤道以南的归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受托管理国对托管地的居民承担着特定的义务。
它们应向常设托管委员会说明履行这些义务的情况，并必须每年向国际联盟会议作汇报。虽然，常设托管委员会和国际联盟本身都无权强迫不服从的受托管理国，但值得注意的是，欧洲诸国首次接受了某些规定的程序。这些程序随托管地类型的不同而不同。
就一级托管地来说，托管条款特别期望在可能的情况下立即准许独立。受托管理国的任务仅仅是“给予管理方面的指教和帮助……直到他们[托管地的人民]能自立独处时为止。这些社会的愿望在选择受托管理国时必须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但对于二级和三级托管地，却没有提到最后的独立。其受托管理国的义务是提供符合居民利益的管理。
尽管托管制度是对战争中的胜利者瓜分殖民地战利品的传统方法的一种改进，然而，它仍强烈地使人联想起1815年那种忽视民族愿望的解决办法。
我们将看到，奥斯曼帝国领土上的居民并不想处于被托管的地位，并强烈反对法国作为受托管理国。当叙利亚和黎巴嫩划给法国时，他们的愿望直接遭到了蔑视。甚至是非洲一些二级托管地，也对所作的安排表示强烈不满。
因此，毫不奇怪；正如1815年对民族主义愿望的忽视导致19世纪期间欧洲的一系列革命一样，这一托管制度也将导致战后数年间殖民地世界中的一些起义。
似乎有悖常理的是，欧洲诸从属少数民族赢得独立需要整整一个世纪，而海外大多数殖民地民族虽然在许多方面落后于欧洲人，但获得自由只需半个世纪、其原因一定程度上也许能在现代大众交流媒介的影响中找到。由于无线电广播响彻乡村的每一块地方，当代印度尼西亚人、埃及人或巴基斯坦人对世界大事、世界趋势的了解和作出的反应达到了19世纪的加利西亚人、波斯尼亚人或阿尔巴尼亚人根本无法想象的程度。
两次世界大战比1815年至1914年间的一系列较小的冲突更加削弱了欧洲强国，这一点也可解释当代殖民地的觉醒。
八、世界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粗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全球，它显露出的变化相当少。欧洲的边界虽因四大帝国的消失而不同，但就整个世界而言，欧洲的统治似乎并没有减弱。
英国、法国和其他帝国仍然统治着与1914年以前一样多的海外殖民地。实际上，它们的领地甚至更大，因为它们这时控制了以前曾在苏丹统治下的中东领土。因此，欧洲的全球霸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比大战前更完整。
不过，在这表面之下，形势却完全不同。实际上，从全球的观点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意义恰恰在于它开始了对欧洲霸权的削弱——这一过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宣告完成，这一削弱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经济衰落、政治危机和对殖民地的控制日益削弱。
1914年以前，欧洲的经济很大程度上依靠大规模的海外投资，这些投资每年产生大量的利润。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失去了其对外投资的四分之一，法国失去了三分之一，而德国则失去了全部对外投资。这一趋势的完全改变从美国新的金融实力中可看出来。战前，美国靠欧洲提供所需的资本。
到1914年时，美国欠欧洲投资者的债务约为40亿美元；如果用现在的标准来衡量，这是一笔微不足道的款项，但却是那个时期国债的三倍。然而，战争完全改变了这种关系，因为协约国政府为了支付战争物资款，先被迫出售了它们在美国的股份，然后又向美国政府以及私方借款。因而，到1919年时，美国已成为一个借出款项达37亿美元之多的债权国，到1930年时，这个数字已上升到88亿美元。
在工业上，与此相同的格局也很明显，因为欧洲许多工业区已遭破坏，而美国的工厂却在战时极大需求的椎动下，犹如雨后春笋惊人地发展起来。到1929年时，美国的工业产量至少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42．2％，这一产量大于包括苏联在内的所有欧洲国家的产量。因此，欧洲与美国的经济关系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完全改变。
欧洲已不再象在19世纪时那样，是世界的银行家和世界的工场。这两方面的领导权已转到大西洋彼岸。战争不但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也使欧洲内部遭到摧残。
1914年以前，欧洲已是近代基本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的发源地。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些思想和制度的影响已波及全球每个角落。然而，战争的浩劫使欧洲人士气沮丧，失去信心。
在欧洲大陆的各个地方，古老的秩序正受到怀疑和挑战。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在1919年3月的一份秘密备忘录中写道：“在反对战前形势的工人中间，存在着一种不仅是不满，而且是忿怒和反抗的强烈意识，所有现存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的秩序都受到了欧洲各地广大人民的怀疑。”
在这一革命的紧要关头，许多欧洲人都期待两位非欧洲人、美国的威尔逊和苏俄的列宁的指导。
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纲领》引起了一场民主愿望和期望的骚动。1918年12月，当威尔逊踏上欧洲血染的土地时，广大民众以发狂的热情把他当作“人类的国王”、“救世主”、“和平王子”来欢迎。他们贪婪地聆听着他的有关和平和安全的远景规划。
与此同时，另一个拯救福音正从东方传来。数百万死伤的人和城乡冒着烟雾的废墟使得广大民众易于接受进行革命和实现社会新秩序的号召。为了模仿布尔什维克革命，柏林、汉堡和布达佩斯都建立了苏维埃。
伦敦、巴黎和罗马街头也举行了示威游行。威尔逊的密友豪斯上校在1919年3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不满的呼声每天都有。人民需要和平。
布尔什维主义正越来越为各地的人们所接受。匈牙利刚刚屈服。我们正坐在一座露天火药库上，总有一天，一颗火星便能将它点燃。”
18、19世纪，欧洲人的思想曾唤醒和激励过美国人和俄国人。现在的情形正好相反。欧洲人正在别处寻找领导者，寻找思想。
下一章我们将看到，20世纪20年代以前，欧洲一直是“一座露天火药库”，随后，在1929年的经济飓风到来之前，安定、繁荣了几年。最后，欧洲的霸权被第一次世界大战削弱，因为这次大战对海外殖民地产生了影响。欧洲列强的一个集团同另一集团血战到底的惨状不可弥补地损坏了白人主子的威信。
白人不再被认为几乎是天命注定的统治有色人种的人了。数以百万计的殖民地居民作为士兵或劳工加入战争，同样具有破坏性。印度几个师在西线和美索不达米亚作战；许多身着法军制服的非洲人在法国北部作战；大批的中国人和印度支那人在后方的劳动营里服劳役。
不用说，有过如此经历后返回家园的殖民地居民对欧洲领主不可能再象以前那样恭顺。例如，法国一位行政官员说，“1914至1915年间应征入伍的175000名士兵在法国和佛兰德的战壕中挖掘了古老非洲的坟墓。”法国驻印度支那总督于1926年写道：“这场用鲜血覆盖整个欧洲的战争……在距我们遥远的国度里唤起了一种独立的意识。
……在过去几年中，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人们、观念和亚洲本身都在改变。”
革命思想还因与战争行为有关的宣传而在殖民地中得到传播。
诚然，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纲领》所提到的只是殖民地民族的“利益”而不是“愿望”。但在战时，这是一个极其细微的差别，“民族自决”这一革命术语已不仅在欧洲而且在殖民地世界留下了印记。同样具有影响的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亚洲的知识分子已为西方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所激励。他们引用过伏尔泰、马志尼和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话。但现在，他们的后裔很可能引用马克思、列宁或哈罗德·拉斯基的话。
1919年7月25日，孙中山博士为这一转变提供了证据，他宣布：“如果中国人民希望自由的话……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自由的斗争中的唯一的伙伴和兄弟是苏俄工农红军。”
第一伙世界大战对殖民地世界的所有这些影响不可避免地带来深刻的政治结果。只有少数几个人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美国黑人领袖W·E·B·杜波伊斯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于1918年写下了以下这一有关即将到来的世界的非凡预测：
这场战争既是一个结局，也是一个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