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自长征以来，一直是被国民党军围追堵截，四处跑路。蒋介石怎么也没想到红四方面军还有这招回马枪杀出来！蒋介石急眼了，亲自飞到成都坐镇，刘湘等四川当地军阀更是红了眼，拿出血本准备和南下红军拼命。

其时，张国焘看着打着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旗号的毛泽东等一小撮人的背影，不知会不会油然生起志得意满的感觉？

毛泽东一时顾不上这些，他的双眼在死盯住前面的腊子口，腊子口打不开，説什么也没用，红军败亡在即，还能谈及什么对错？

一切都看林彪的了！腊子口！

（请看下篇：九十七、命运的转折点：奇袭腊子口）

九十七、命运的转折点：奇袭腊子口

腊子口位于岷山山脉，是川西北通向甘南的一个极窄的咽喉，之所以被称呼为“腊子口”，大约就是因为山口仅宽约30米形若“腊子”的缘故，具体山势如同是一座大山被一把巨斧劈成两半！

腊子口周围是崇山峻岭，地势十分险要，无法绕过。两个悬崖绝壁间夹着一道窄窄的山沟向上延伸，两边绝壁峭立。山中一道河水急流而下，隘口处的河上架着一座木桥，横跨于两岸陡壁之上，是通过腊子口的唯一通路。

此时的国军在岷县、腊子口地区总计配置了两个师，国民党军新编第14师师长是鲁大昌，派出了两个营的兵力驻守在腊子口，1个营扼守隘口，1个营配置在隘口后边的三角形谷地，师主力配置在隘口以北至岷县一带，可随时增援。

国军在桥头和山崖上构筑了碉堡，形成了交叉的火力网，就形势来说，可称飞鸟难过腊子口！

林彪清楚地知道，腊子口再险也要攻下来，否则就得重回草地去！毛泽东已经下达了“两天之内拿下腊子口”的命令，除了拿下腊子口，红军别无出路。

9月17日下午，林彪亲临前沿，指挥红二师四团向腊子口发动了试探性强攻。可是由于地形不利，兵力无法展开，从下午攻到半夜，连续冲锋十几次都没有成功。

半夜时分，只得下令部队暂停进攻，重新研究作战方案。

林彪根据新侦察到的情况和前沿战士的建议，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政委杨成武率领第六连由15名战士组成3个突击小组，轮番向桥头突击。从正面进行夜袭，夺取木桥；如果偷袭不成就连续发动进攻，达到疲劳敌人，消耗敌人弹药，造成敌人恐慌的目的。

真正的杀招是另一路！由团长王开湘亲自率领营长胡炳云，指挥第一、第二连，悄悄地迂回到腊子口右侧，攀登陡峭的崖壁，摸到守军后面去。

严格说，这是红军的首次山地攻坚战，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突破关隘山口，林彪也是第一次，只能以将士的血肉之躯试着来。

战斗再次打响，正当正面战斗激烈进行的时刻，迂回部队已摸到腊子口右侧峭壁下。

一个善于攀山的苗族士兵手持带铁钩的长杆，顺着陡壁最先爬了上去，然后将事先接好的绑腿缠在树干上放下来，后来的红军战士拉着绑腿一个接一个地全部偷爬了上去。

红军突然出现在守军后方！

守军腹背受击，大惊失色！一部被歼，其余溃逃。拂晓，红四团成功占领腊子口，红军陕甘支队北上的通路打开了！

腊子口战斗是红一方面军在长征途中进行的一次以夺取要隘为目标的进攻战斗，林彪在战法运用方面，采取了奇正结合的方法，选择敌人意料不到的方向，克服天然障碍，造成了战斗的突然性。

腊子口的夺取，使毛泽东松了一口气！林彪趁胜指挥红二师部队占领了大草滩、占扎路、高楼庄地区。

9月18日，红军陕甘支队终于全军翻越岷山，到达鹿原里地区。毛泽东日后感慨留句：“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林彪现在是陕甘支队副司令员兼第一纵队司令员，已经居于全军副帅的位置，不过，这时的全军已经仅剩七千余众了，这里面还包括中央机关及军委纵队的非战斗人员。

聂荣臻还是任林彪的政治委员，左权任参谋长，朱瑞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此时仅任政治部副主任。

林彪的一纵辖六个团级编制的大队，第一大队队长杨得志、政委肖华、副大队长陈正湘、参谋长耿飚、政治部主任冯文彬；第二大队队长李英华、政委邓华；第三大队队长黄永胜、政委张爱萍；第四大队队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参谋长季光顺；第五大队队长张振山、政委谢有勋；第六大队队长朱水秋、政委邓富连。

打开腊子口，还为中央红军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喜讯：红军到达甘肃岷县以南的哈达铺之后。从当地找到的报纸上，张闻天、毛泽东等才获悉陕北红军和根据地仍然存在，定下了到陕北落脚的决心。

中央红军在人烟稀少的川西北地区转战了4个月，几乎完全与外部隔绝。因此，在部队向哈达铺开进前，毛泽东特意交代侦察连注意收集报纸、杂志。

在中央机关到哈达铺的前一天，毛泽东收到聂荣臻派通讯员送来的一张7月份的旧《山西日报》，上面载有国民党军队“围剿”陕北刘志丹红军的消息。

后来，侦察连又在镇上邮政所找到了《大公报》等报纸，其中也报道有陕甘革命根据地和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的消息，毛泽东就直接把报纸分给其他领导人翻阅。

看到有关红军的消息，大家都极为兴奋，一致认为要将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到那里去与陕北红军会合。当时任中央红军总部作战参谋的孔石泉回忆说：这个消息给历经磨难，几近绝境的中央红军带来了历史性的契机，就像在茫茫的夜空中找到了指路的北斗。

后来有人甚至说，是一张报纸决定了红军的命运。这种说法虽有点道理，但也有失偏颇。

实际上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之前，对陕甘地区的情况已有大致了解。1933年底，陕西省委曾派出一个叫贾拓夫的干部，前往江西瑞金向中央汇报过西北的情况。

后来由于得知陕西省委遭破坏，贾拓夫没有回陕西，而是随中央红军长征。长征途中，贾拓夫曾向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介绍了陕北红军的历史及当地的地理民情。他说陕北是个闹革命的好地方，那一带多属黄土高原，人民生活凄惨，一向有反抗和斗争的传统，刘志丹在那一带很有影响。

事实是1935年6月，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便确定了继续北上，在川陕甘地区创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在哈达铺又得知陕北根据地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从鄂豫皖苏区突围出来的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也提前到了陕北。

中央遂决定到陕北去落脚，这只能说是坚定了去陕北的信心。

（请看下篇：九十八、对张国焘最后的几次呼唤）

九十八、对张国焘最后的几次呼唤

中央也一直在试图和红二十五军取得联系，红二十五军也一直打听中央红军的信息。35年7月15日，一个老交通员石健民，冒着生命危险，找到了红二十五军军部驻地。他带来了中共中央的几份文件，以及红一、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确定继续北上的消息。

红二十五军根据这种情况，立即决定到陕甘苏区会合红二十六军，争取陕甘苏区的巩固，直接有力地配合红军主力。这一切都是在没有中央指示的情况下主动进行的，那时党的基层组织当真了不起！

在哈达铺发现的报纸，为红军找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落脚点，但也不能简单地说是几张旧报纸偶然地决定了红军的命运。即使当时没有找到这些报纸，中央红军按此前俄界会议制定的计划行军，到靠近苏联的地区创建根据地，在北上途中，红军也迟早会获得陕甘根据地的消息的。

如果说此前北上川陕甘，只是有一个大致的方向，算是“定向”吧；那么在哈达铺确定落脚点，则起了“定点”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