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避是暂时的，第二天，也就是１９３５年６月２６日上午，就在举行酒宴的这座喇嘛寺庙里，中共中央政治局 “两河口会议”召开了，开始统一目前军事路线上的分歧。
当时唱主角的是张闻天与周恩来，张闻天作为党的总负责，自然义不容辞的主持会议，而阐述军事方略无疑是有军事最终决定权的周恩来，至于毛泽东？当然是尽他一个政治局常委的本分，随后发言表态就是了。
据确凿记载，双方此时并没有发生多大争议，张国焘也就是提出了前文说过的几点设想，还是作为三点设想中的一点提出来的；而毛泽东当时的发言几乎如同开玩笑：
“为什么我们要到宁夏去？主要是蒋介石的飞机大炮厉害……他耀武扬威地找我们打，我们不中他的诡计，偏不和他打。我们不动声色地跑到宁夏去，背靠着外蒙古，看他还有什么办法？我们有的同志不肯老老实实地承认飞机大炮的厉害，现在我们只有变个戏法，也到外蒙古去弄点飞机大炮，来回敬蒋介石。……打开窗子说亮话，我们是有被消灭的危险的。”
到外蒙古去弄点飞机大炮――这是毛泽东用自己的风格来解释周恩来的军事建议：关于战略方向问题，向南、向东和向西都不利，应该选择向北，向川、陕、甘方向发展。
毛泽东对红军为什么要选择北进作了阐述。他首先说共产国际曾经有电报指示，要求红军靠近外蒙古地区。
对于毛泽东发言开始便搬出了“尚方宝剑”――毛泽东首先说共产国际曾经有电报指示，要求红军靠近外蒙古地区。――张国焘有些反感，提出质疑：“共产国际什么时候有这个指示？”
这点没有什么问题，总负责张闻天当场作证：“大约在１０个月之前，中央红军还没有离开瑞金的时候。电报说，中国红军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靠近外蒙古。”
张国焘就此无话。可见共产国际在当时的权威！
会议也就此取得了北进的一致意见，红军的十万大军要北进陕甘了。
说明一下：此时的任何人都不知道陕甘宁边区有一块红色根据地，刘志丹在那里折腾出一片天地的消息还没有传到一、四方面军耳中，大家都是凭着感觉决定进军方向的，而且目的也未必就是扎根陕甘宁，而是说明了的：背靠外蒙古，弄些飞机大炮再打回来！
但是，前面道路还有一只拦路虎：松潘！那里驻守着正宗嫡系国军胡宗南部。
打不下松潘，红军去不了陕甘，也回不了四川，此时后路已经被切断，杨森的川军也翻越了夹金山，已经逼近懋功。
其实现在的红军回头反咬一口也未尝不可，十万大军对付尾追的川军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风险，但是，无法回头，倒不仅是暂时南下打川军与战略目标背道而驰，而是红军眼下还有一个比川军、胡宗南的中央军更大的敌人：粮食！
川西北地区的自然地貌十分复杂，松、理、茂地区的岷山、邛崃山、大雪山高耸入云，原始森林密布，河谷水深流急，山高路险，部队行进十分艰难。由于地处海拔３５００～４０００米的高寒地区，人烟稀少，粮食作物只有大麦和青稞，产量很低。
这个荒凉地区现在一下来了十万红军，到哪里去找寻足够的粮食和给养？十万大军，现在集结于贫庾到极点的川北，再耗时日，不用哪个来进剿，饥饿就会让红军全军溃散或被饿毙！
所以，红军别无它途，只能下决心打下松潘，从胡宗南的肋下杀出一条血路！
所以，中革军委才狠下心，迅速拟订了《松潘战役计划》，兵分三路，三军分路并进，准备集中优势兵力，夺取川西北军事重镇松潘，控制通向甘南的道路。
林彪现在是由一方面军十六个团的左路军统帅，但在向松潘进军的途中指挥不灵了：遇到的最大敌人除了粮食困扰，还有生疏的番兵――也就是由藏族喇嘛们组成的僧兵。
这里从公元７世纪的唐朝就居住着一些土著藏民，他们的祖先吐蕃人从青藏高原迁徙到这里，为了争夺成都平原的财富与唐朝军队进行多次交锋。唐朝宰相李德裕修筑的姜维城遗址，至今还雄踞在茂汶境内的半山腰上。
民国以来，四川军阀对川西藏民横征暴敛，滥施淫威，激起了藏民对汉人的仇恨心理。封闭和愚昧使土司和活佛成为贫苦藏民至高无上的主宰，其社会还处在奴隶制时代。
红军突然来到这里，打破了山间的沉寂，但给藏民带来的不是惊喜，而是恐惧――此时绝对唱不出“金珠妈咪呀孤独”之类的颂歌。
蒋委员长对红军的动向也早有觉察：６月９日，蒋介石在成都召见流亡的昌都诺那活佛，封他为“西康宣慰使”。此举被当地记者讥为“闲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
而诺那本人却感激不尽，愿效犬马之劳：６月２２日，诺那发表《告康藏民众文》，告诉藏民：共产党“杀人放火，劫掠奸淫，对于一切宗教，无不毁灭净尽”。
诺那活佛要藏族僧众“俱宜一心一德，以与残匪作殊死战，无论如何，不令越康境一步”。
活佛说话了，那些信奉喇嘛教的藏族民众，还能不万众一心与汉兵赤匪死拼？
而红军却没见识过喇嘛兵与藏族的革命群众，还是原来的打算是：打土豪！分田地！取得藏族民众的拥护。
然后筹粮筹款肯定会没问题了吧？
然而，现实的一切却令红军战士迷惑不解：所到之处藏民都逃得不知去向，家里的粮食、物品都藏匿一空。没跑的则集中在喇嘛寺中，持枪严阵以待，不许红军靠近。
这使红军以往的政策办法全部失灵！但是，粮食必须筹集，这是关系到每个红军士兵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
红军高层没有意识到这些，总政治部６月２５日在两河口发布《关于收集粮食的通知》，政策界限还是很严格的：“在收买粮食时，必须很好的向群众作宣传，使群众自愿将自己所有的粮食拿一部分出来卖给红军，并帮助红军去收集粮食。……群众仅存很少的自己吃的粮食，不得他本人的同意不应强迫购买。……”
七天过后，总政治部便发现原订的政策行不通了，藏民不但全部逃跑，而且坚壁清野。如果还按老政策办，红军很快就会绝粮，乃至全军饿死。
紧急修改政策！７月３日，总政治部下达严厉训令：“目前我们正处在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的战斗关头，为着实现这个历史任务，克服目前放在我们面前的粮食困难，……各部队政治部必须发动连队用一切办法，如没收、搜山、收买等收集粮食。”
就此，红军有组织的抢粮开始了！在这片广阔而荒凉的土地上，这是一场为生存而战的斗争！一切民族政策、军民关系都要为此让路。
（请看下篇：九十、面临生存时的民族政策与军民关系）
九十、面临生存时的民族政策与军民关系
可以肯定的说，反对共产党和红军，是当地藏族土司和宗教上层人士的共同策划。
红军进入川西北地区后，国军主力因崇山峻岭、交通及后勤补给等方面的困难，派大军追剿不大现实，但当时青海、川西的宗教领袖和土司们虽然与汉族军阀也有矛盾，但在反对共产党和红军方面，却又成了同盟军。
至于红军在藏区搜集粮食的具体过程，一、四方面军都没有留下多少完整的记载，只有少量的回忆录多少透露点这方面的信息。林彪的红一军团是先头部队，军团直属队的党总支书记萧锋这样回忆：６月２６日他们刚开始北进，部队就缺粮了。“战士、干部都吃不饱，腿没有劲。”６月２９日，部队行军到了梭磨。
“这里的村子较大，有二百多户居民，青稞麦的长势较好。部队原地休息、筹粮。”但是“藏民躲的躲，逃的逃，把粮食都藏起来了。为此，大家积极动脑筋想办法搞粮食。炮兵连司务长率战士挖到一个地窖，找到了上百斤腊肉和许多粮食。主人不在，留了借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