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中央，如同至高无上的神灵，本应该神威莫测，只可远观不可近赏亵玩。

临时中央还在上海时，派几个人单身前往各个苏区，就能不受一点阻碍的掌握苏区领导权，搬到了苏区，却渐渐生出了诸多麻烦，毛泽东得以出头，也是与中央贴近的缘故，设想：假如博古等人在另外的苏区电令这边如何如何，遵义以及后来的一系列使毛泽东向核心迈进的会议，能举行吗？

首先是形象导致中央的领导威信急速下降，接着就是：恰不明世事的博古、凯丰等人没有觉察到这点，见面就发了一堆议论批评四方面军，说四方面军中还有土匪军阀主义残余，不是纯正的布尔什维克军队等等，这无疑也引起了四方面军将土的反感。

张国焘的回忆录中，有一段关于博古的有趣叙述，因为无关政治、军事大局，张国焘没有必要硬生生编造这如同喜剧般的情节，应该可信——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博古首先向张国焘斗争：张国焘有一次在和他个别交谈时，提起一些党内老同志，仍按传统的风格称呼他们的表字，如润之兄，玉阶兄等。满口同志、同志的博古听得刺耳，于是抛开正题，质问张国焘：“想不到你还喜欢称兄道弟？”

博古接着指责这是国民党军阀的习气，不够布尔什维克云云。

张国焘一时为之愕然，哭笑不得之余，不得不向他解释一番。博古那里听得进去，进而指责红四方面军将士间没有建立起同志间的亲切友爱关系，表明仍然有军阀观念残余。

可见这位博古同志确实是很“布尔什维克的”，只是中共领导权落在这样少不更事、不通世故的青年书生手里，又怎会不祸事？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首先的分歧是进军方向问题，中央主张北上到陕甘宁一带，万一在宁夏还不能立足，还可以撤退到外蒙古，在那里接受苏援，等待时机卷土重来；张国焘则提出了红军就地建立根据地，向川北甘南至汉中一带发展，以西康为后方的“川甘康计划”。

张国焘认为，红军可先执行“川甘康计划”，万一这个计划不能实现，红军再行北进。或者西进到兰州以西的河西走廊一带，以新疆为后方。

其实，双方在军事路线上的分歧在会师之前就通过电报已经明白了，这算不得什么，最起码现在双方的目的还是大同小异的，只是实现目的的方法不同而已。

（请看下篇：八十七、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八十七、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北上南下之争并不是多大的战略性分岐，当时的中央和张国焘的目标都是要保存有生力量，至于一个主张跑到新疆，一个主张跑到内蒙并不是本质的区别。

张国焘看来也不是绝对的反对北上，那意思是在四川就地发展一下，实在不行再退到川藏交界的西康地区，再不行就退到青海、新疆。四方面军许多将领显然也持相同的看法。

军事行动当然应当根据形势、敌情的变化作出相应的改变，北上的计划也不是中央一开始就明确的。中央红军从江西苏区撤出后，一路上都在寻找落脚点，打下遵义后还曾计划在贵州当地建立根椐地。从战术上来看，当时确实存在着南下的时机。

徐向前在回忆录中也说：南下在战术上“不无可取”。

关键是政治方面的：据张国焘自己回忆，早在率四方面军退出鄂豫皖苏区入川之初，他就曾提出了一个“入川纲领”，号召成立一个“四川全省人民政府”，其中没有只字提到苏维埃三个字。但因为受到中共中央的强烈反对，这个纲领最终半途而废。

当时的中共中央来电严令在川北马上成立苏维埃政府，开展土地革命。来电还声言：如不从命，将考虑免去他的中央分局书记的职务。

当时陈昌浩、徐向前等四方面军的重要干部都不愿与中央有争执，张国焘经过痛苦考虑，不得不放弃了“入川纲领”，重回苏维埃路线。

现在的张国焘不同了，自持本壮，在军事、政治路线上双管齐下：后来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政治局会议上，中央讨论政治路线问题。张国焘提出：检讨政治路线的错误！

但其主张在会上反映冷淡，无人附议，实际上是否决了张国焘的批评。

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仍然面临国民党军的重重压迫，急需在军事上找到出路，这时候检讨政治路线实在不是一个恰当的时机。除了张国焘外，其他的政治局委员都不认为有必要对政治路线进行检讨。

当时红四方面军只有张国焘一人是政治局委员，其他的政治局委员都是随一方面军长征过来的，张国焘就此把自己放在了所有政治局委员的对立面。

时任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凯丰，会议后不久就在中央机关报上发表一篇题为《列宁论联邦》的文章，批评“西北联邦政府”的口号违反了苏维埃路线，无异于否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但博古、凯丰等人大概无意中立了一功：批评“西北联邦政府”的口号违反了苏维埃路线，把分歧更加深入的诱导向了政治方面！

而张国焘却是犯了一个致命错误，那就是把矛头指向了政治路线，也就等于是欲清算博古、、周恩来、洛甫等人，用来质疑遵义会议的合法性，这等于把所有人都树成了敌人。

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等人并没有对博古等人的政治路线提出任何质疑，而是把矛头指向军事路线，随着最高军事长官周恩来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原“三人团”（除周恩来）被打倒，政治上把博古拉下了马，但还是换上了同样属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洛甫。

在当时，“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由共产国际委派的中共领导核心，而张国焘对待他们的态度比毛泽东有过之而无不及！

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中以轻蔑的口吻称之为“米夫党徒”。

所谓“米夫党徒”：因为王明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成员，原来在党内毫无资历，六届四中全会前连中央委员都还不是，也没有多少工作经验。但他们在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米夫（也是斯大林的代表）的强力支持下，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全面掌握了中共中央领导权。

但是，当时的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影响非同小可！中共所有的党员是视之为上级领导的，下级服从上级，是党的组织原则，谁敢拿共产国际的命令不当回事？

王明于一九三一年中去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后，继任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的博古，年方二十四岁。这样毫无资历、阅历的毛头小伙子出掌中央领导权，还不就是因为共产国际的一句话？不然那里能够服众。

临时中央迁到赣闽苏区后，博古等人架空了一手创立赣闽苏区的毛泽东，剥夺了毛泽东的军权，并对他展开批判。以毛泽东之不服人的个人性格，强横的工作作风，也无力与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对抗，只有灰溜溜的靠边站。

当然，那时毛泽东之所以能被顺利排挤出军政核心，也与当时在党内、军内有影响力的周恩来、朱德等人没有坚决支持他不无关系。

一段时期，就连极为厌恶“米夫党徒”的张国焘也不得不屈尊利用他们，也只能与之合作，就是在他有绝对权利的鄂豫皖苏区，不也是推行大力推行了王明路线吗？张国焘到了鄂豫皖苏区后，对原鄂豫皖苏区的领导人曾中生、许继盛等人进行了残酷的党内斗争。为他打头炮的就是“米夫党徒”之一的沈泽民。

张国焘在四方面军的绝对权威其实就起家于“米夫党徒”的党内斗争，党内斗争！是树立领导威信的不二法门。

会师后的张国焘还是轻视了背后有着共产国际背景的“米夫党徒”的厉害，现在洋秀才们暂时委屈，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长征期间党中央和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一旦恢复联系，张国焘将十分被动，最后的事实发展也将证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