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6日，红一军团的二师在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的率领下向复兴场开进。可是，没有想到，川军达凤岗旅的2个团已经先于红军占据了复兴场，控制了复兴场周围所有的高地。

由于敌情不明，红军没有急于发动进攻。而林彪率红一军团军团部当晚亦进至丙滩，在得知红一师在黄陂洞受挫后，即电令陈光、刘亚楼次日“攻取复兴场并迅速向赤水推进”，以迫使黄陂洞之敌回援，减轻红一师的压力。

红二师遂于27日清晨，向复兴场发起进攻，拟扫除障碍，兵逼赤水城。

林彪这会儿实际上已掌握了赤水附近已有川军两个旅5个团，而且知道徐国瑄支队及廖泽旅一部已奔习水而来的信息。但无论是林彪，还是中革军委，这时还都还维持着进取赤水北渡长江的劲头，对川军刘湘部的战斗力估计严重不足，或许还在想当然地以同样享有“双枪”名头的黔军来比照，所以，当晚24时中革军委给林彪的命令仍是要红一军团主力“会合消灭该敌”，并“乘胜攻城”。

哪知刘湘的川军部队也有“双枪兵”不假，却是货真价实的双枪：部分特务营人手长短枪各一支，而且全是自动枪械，远近皆能拼杀，直到吃了大亏后才明白：刘湘的川军其实比老将的嫡系中央军还难打！

二师进攻复兴场的战斗也不尽如人意：川军持地利死战不退，据载，二师曾有一名团长欧阳鑫率部分战士冲进了复兴场，但还是被强悍的川军以巷战赶了出来，欧阳鑫也牺牲在巷战之中。

红二师被迫撤出战斗，回到猿猴场。

现在赤水城还有欧阳鑫烈士墓，不过，查《红一方面军人物志》，红一军团却没有姓欧阳的团级以上红军干部，能被资料证实的是红一军团第二师五团政治委员赵云龙牺牲于青杠坡战斗。

除聂荣臻回忆外，参加旺隆场、复兴场、青杠坡战斗的其他红军指挥员也没有回忆出曾牺牲另外一位的团级以上干部。――别是聂帅记错了名字吧？

林彪号称常胜将军，却连续两天战败两场，再加九军团的箭滩场受挫，红军已经三战皆失利！论说这时的红军总部应该清楚了川军战力及战斗意志。

但是，也许是战场通讯没那么迅速，27日凌晨3时30分，有着最后决定权的周恩来还是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由朱德致电各军团：红一军团停止向赤水之敌进攻，军团部及红二师转移至猿猴（元厚）集中。

但集中并不是避战川军，而是准备大打了！两小时后的清晨5时30分，又向各部下达命令：红五军团以一个团继续吸引追敌至枫村坝、石羔嘴地带，主力转移至石羔嘴西南之簸箕坝地域隐蔽集结，准备28日晨与红三军团协同，突击追敌左侧翼；红三军团四师进至鼎新坝隐蔽集结，准备迂回敌之左侧背，断敌归路，五师转至新场黑山地域，准备协同红五军团突击敌之右侧背；红一军团以红一师在旺隆至猿猴（今元厚）间迟滞赤水方向之敌，二师主力集结猿猴（今元厚）地域，准备28日参加战斗；红九军团则尽量迟滞习水来敌。

红军总政治部也于同时发布政治动员令，号召红军指战员“勇敢向前，取得为创造新苏区的第一大仗的胜利。”

可能是林彪、聂荣臻收到电令较晚，27日一大早，陈光、刘亚楼还是按林、聂26日命令开始行动，打了复兴场这场不划算的战斗。

不过，红二师虽战败，撤出战场却玩得挺漂亮：陈光、刘亚楼接令撤出战斗，从风溪口渡口再渡赤水河，但却突然一个回马枪杀向追兵，尾追的达凤冈一个团猝不及防，溃散而退。红二师得以于当日顺利撤至丙滩、猿猴地域。

同日，红一师也撤至旺隆场并在附近群众中安置了64名伤员，其掩护部队在七里坎一线凭地利阻击章安平旅第3团，重创其一部，以伤亡6人的代价，毙伤俘敌80余人。

下午，章平安旅第3团又追至白杨坎，遭红一师后卫一个班的阻击，双方激战两小时，最后进入白刃格斗，这个班的红军士兵宁死不退，最后全部阵亡！

以上便是红军发起土城子战役的序幕，大亏三战，小便宜沾了两次，总得说两天来还是大败亏输。

但是，红二师的“回马枪”却不能说是小便宜：使二师得以全师当天退到猿猴，成了次日红军青杠坡之战的唯一预备队，此举可能无意中救了红军全军！

（请看下篇：六十八、“郭莽娃”与“郭猫儿”）

六十八、“郭莽娃”与“郭猫儿”

红军总部瞄准的是由黔北尾追而来的川军郭勋祺部。

郭勋祺，字翼之，四川双流人氏，1912年，17岁的郭勋祺投入川军，因作战勇敢得到一说不清是褒还是贬的雅号：“郭莽娃”。

论说，既然是“莽娃”，用兵就应该是属于“黑旋风”那种类型，但是郭勋祺不同：在官拜刘湘部第四师第七旅少将旅长之后，还得了一个雅号：“郭猫儿”！

“郭猫儿”，意即是狡猾机灵，与“郭莽娃”这么一搭配，便成了智多星吴用与黑旋风莽李逵的结合体，这就可怕了！

“郭猫儿”治兵有方，从不准手下吸食鸦片，早年曾与朱德同为川军同僚，与刘伯承、吴玉章等中共元老也非常熟悉，所以也学会了对手下士兵做思想工作这一套，郭勋祺的部队被称川军中的“模范师”。

传言：郭勋祺与诸多共党头面人物有旧交，至少属于共党同情分子，据说刘湘选将“追剿”共党，正是看上了这一点——怕付出川军血本。

然而，处于历史漩涡中的历史人物是无法自主的，端谁的碗，服谁管，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事情也有，但不等于不对“汉”下狠手。

郭勋祺同情共党并不意味着马上就要追随共党，眼下的“追随”却是掂枪挟炮在“追随”共党！“防共入川”与刘湘利害攸关，也与他自己的厚禄高官利害攸关，郭勋祺卖力气也是理所当然。

郭勋祺事后也曾言：“我读过《共产党宣言》，学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其建国学说，知道共产党也有许多建国方法是好的，不过是激进一点。在我内心上，何尝愿与他们硬拼？但限于各自的环境和特点。……我部为了自己生存，为了所负职责，为了军誉均不能不努力拼搏。”

军委纵队到达土城后，可能是通过军委二局截获的川军前敌总指挥潘文华26日电令，再加红一军团报告的敌情，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人肯定已经得悉了川军在赤水、习水、土城地域的部署与兵力，也就觉察到了“北渡长江”计划所受到的严重威胁。

中革军委决定在土城打一仗，消灭紧随之敌，遏制追兵势头以改变态势。

按中革军委的想象：以红五军团一部，将追敌诱至枫村坝、石羔嘴一带狭窄地域，以红五军团主力和红三军团第四师隐蔽突然地向该敌左翼突击，并断敌归路；红三军团五师突击敌之右翼。

实际也是这样部属的：是一个“两翼突击”伏击战的部署。

虽然当时中央红军上上下下都对川军刘湘部的战斗力估计不足，但如果这个计划顺利实现，打郭勋祺一个措手不及，成建制地歼其一部，遏制其嚣张气焰和尾追势头，应该说是十拿九稳的。

但是，仗一打响才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

一个无法证实的情况：据郭勋祺副官胡秉章回忆，当郭部尾追红军到土城时，胡副官鬼使神差地从路边拾得红军油印的作战命令，命令中详列了诱歼郭部的计划。郭勋祺便紧急追回了已向青杠坡出发的部队，仔细研究红军部署后，派出一支轻装部队，抄枫村坝北面人迹罕至的狮子梁山间小路包抄，其余各部则抢占沿线高地向红军反击。

这是一个颇具戏剧性的情节，但这也是一个令人生疑的情节：中革军委27日凌晨才决定要打这场战斗，5时30分命令才下达各部，正在交替掩护后撤运动中的红五军团如何能在如此仓促的时间里弄出这样一篇“油印”文字？而且竟然还随意乱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