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以前博古、李德取消军委集体领导和实行个人包办的恶劣作风，会议强调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所以会后几乎每天都要开政治局或常委的扩大会，讨论作战计划和行军路线，然后以军事首长朱、周的命令行之。

作为毛泽东自称“得意之笔”的四渡赤水，也必须变成朱、周的命令才能实现。毛泽东这时只能作为会议的一个参加者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他的意见也不见得大家都听。

党中央的总负责张闻天，由于对当时的军事指挥不大信任，后来才提议并经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毛泽东任前敌总指挥，也是以中革军委朱、周、王的命令行之：“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还明确周恩来仍是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不久，在讨论是否实施打鼓新场的鸭溪会议上，竟然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否决了毛泽东的意见并撤消了他的政委职务！毛泽东也只能连夜去找周恩来，建议晚点下命令。

当时那种军事上的集体领导，现在看来好像有点矫枉过正，但在没有建立起军事领导权威的情况下还是需要的，否则毛泽东就很难发挥作用。所以半年后的沙窝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还提议要发挥常委会作用，每周至少开会一次。

这说明毛泽东并不嫌开会多。在个人权威还不足以保证自己主张得以实现的情况下，一般都会强调集体领导，主张多开会；一旦成为权威，才往往容易感到开会多了麻烦。

从毛泽东方面来说，还是尊重张闻天的总负责地位的，而且当时对张闻天的领导（负总责）也是满意的，并一再向人谈及。到陕北后常对人说：“洛甫这个人讲民主，开会让人畅所欲言，作总结时能把我的意见总结进去，我送他一个雅号，叫做‘开明君主’。”

张闻天的爱人刘英因而就被戏称为“娘娘”。

而毛泽东因管军事，又自封为“毛大帅”。于是“明君”、“娘娘”、“大帅”，就在少数领导同志和熟人的圈子里称呼了一阵。直到最近（２０００年３月），刘英还对问及的人还谈到此事。

这既说明了当时同志中亲密无间和生动愉快的情况，也说明了毛泽东的真实地位：“毛大帅”！

甚是连“毛大帅”也是到了陕北之后的事情，长征途中，毛泽东充其量是“毛副帅”，“明君”张闻天，大帅姓周――周恩来“周大帅”。

（请看下篇：六十五、人为制造历史遗患无穷）

六十五、人为制造历史遗患无穷

人们一般把成立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看作确立毛泽东军事领导的证据，但三人小组隶属于中央军委，不但职权同遵义会议前的“三人团”不同，而且组长还是任军委书记的周恩来，毛泽东只是组员之一。

在一、四方面军会合的两河口会议上，代表军委作报告和结论的就是周恩来。沙窝会议决定恢复一方面军，还是任命周恩来为司令员兼政委。所以正如有的党史研究者所讲，从黎平会议到毛尔盖（沙窝）会议这几个月期间，“不管是从职位上看，还是从实际作用上看，周恩来都是全军的最高统帅”。（《中共党史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１期）

毛泽东开始走上中央红军的最高领导地位，是在最后一次沙窝会议上，因周恩来生病，张闻天提议常委分工由毛泽东负责军事以后，特别是俄界会议决定将北上红军改编为陕甘支队毛泽东出任政委以后。

张闻天在１９４３年的《反省笔记》中也说，“出了草地以后，三人团实际上已不存在（恩来病了），一切行动全权由毛泽东同志负责。他领导全军打出了腊子口难关，到达了甘南的汉人区域。”

实际上，直到长征结束中央抵达陕北，在下寺湾政治局会议上，还是张闻天建议，成立新的中央军委（名义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这才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对一方面军（还有十五军团）的领导。

但由于张国焘闹独立，尚未同二、四方面军会合，有些红军又失掉联系，所以还远谈不上对全军的领导。

事实上是：遵义会议过了将近两年，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陕北，中革军委进行了改组，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这时虽然实际上已经实现了统一指挥，但领导关系在公众印象中还不够明确，有些责任还分不清，致使西路军的失败，责任主要在中央军委还是张国焘，长期说法不一。

确立起毛泽东对全军的领导，还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的洛川会议上。从此，毛泽东无论名义上还是实际上，都是中央军委主席和军队的最高统帅，直到四十年后去世。

至于对全党的领导就更谈不上了，遵义会议后长时期召开和主持中央会议的是张闻天。按照毛泽东自己的定义，“为首”就是召集并主持开会议。

可是，遵义会议后的几年里，毛泽东并没有召开和主持过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各种大小会议。遵义会议是在大家要求下，经政治局黎平会议决定，由总书记博古主持召开的。

说遵义会议是在毛泽东领导下举行的，只是一种抽象说法。如果意思指是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下举行的，还说得过去，但谈不上领导，因为他既未召开和主持，也未作报告和结论。

至于遵义会议后几年的中央会议，则都是由张闻天召开和主持的，据统计，前后多达１３７次。

毛泽东的性格虽然不愿听命于人，但那时还是遵守纪律的，并无明显僭越之举。他尊重张闻天的总书记（负总责）地位，从不自行召开中央会议，也从不自行代表中央发布政策性指示或谈话，不曾任免中央管辖的干部，对这类问题有意见也只是向张闻天提出。

就是到了直罗镇战役后的报捷电报，开头也是：“洛甫及中央各同志：捷报。”

毛泽东倒是担任了一段时期前敌总指挥，这更说明并非是领导核心：前敌总指挥？彭德怀、林彪等人都担任过，总不能就此推断这两个人也是全党、全军的领导核心吧？全党、全军的领导核心还会去出任前敌总指挥？

实际上当时全国的党组织都承认张闻天的为首地位。

例如，张国焘在撤掉自己成立的中央后给张浩（林育英）、洛甫等的电报就说，“统一领导万分重要……因此我们提议，请洛甫等同志即以中央名义指导我们。”

任弼时等的电报中也说，“你们提议以洛甫等用中央名义统一党和军事方针之领导，……我们认为是最适当的建议。”

著名的北平草岚子监狱薄一波等６１人出狱案就是张闻天批的。直到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中央批准中组部关于“六十一人案”的调查报告中还说，“１９３６年，张闻天同志是中央总书记，他的批复，应该看作是代表中央的。”

反过来看，作为新领导集体的一员，毛泽东当然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他分工主管的军事方面。由于当时实行比较严格的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制，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作报告和起草决议也基本限于军事问题（后来又加上统战问题）。

而有关全局的政治形势和策略方针的报告以及决议的起草，都是由负总责的张闻天完成的。

有些观点认为：把张闻天推到前台，只是过渡一下，以应付共产国际的指手画脚，这实际上更站不住脚：遵义会议既然敢于把国际派来的顾问和国际批准并一直承认的博古拉下马，为什么对民主选举继任者为毛泽东就这么多顾虑？

而且此说至今并无任何足可证明的材料，甚至包括一些人的回忆录都没提到当时的什么人曾有此顾虑。

相反，中央领导人倒是知道：过去共产国际是支持毛泽东而不支持张闻天的。

六届五中全会选张闻天为书记之一，共产国际回电就不同意，后经博古去电解释才予批准。而“左”倾中央会前还计划取消毛泽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共产国际不但不准，还力主把他选为正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