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不论从红军司令部的多封电报，还是国民党部队的多封电报中，都可查明遵义是在１９３５年１月７日凌晨被红军攻克的，遵义会议怎么可能于１月６日至８日在遵义召开呢？

原来，遵义会议在一段较长的时期惟一传世的文献，是会议通过的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份决议收入中国人民大学１９５７年出版的《中国革命史参考资料》第三卷。决议上标明“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按常理推断，通过之日，亦即会议结束之日。大部与会者记得开三天，那也就是“一月六日至八日”了。李德记得开两天，也自然就成了“一月七日至八日”。

那本《中国革命史参考资料》所依据的，是１９４８年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编印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上册，内中全文收入了遵义会议决议。

那次版本的《毛泽东选集》的依据是一个遵义会议决议油印本，上面盖着“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字样印章。油印本上有一行字：“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是１９３７年创办的。这个油印本的出版时间，离遵义会议作出决议的时间不久，应该是比较准确的历史资料。

这怎么可能呢？ 历史考证学家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刻印蜡纸者的小小的笔误，给人们开了个不小的玩笑，造成１９８０年前对于遵义会议召开日期的错误推定！

那么，遵义会议究竟是什么时候召开的呢？

对遵义会议召开日期的准确认定，有赖于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一份署名“恩来”的电报手稿：“卓然、少奇：十五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十四日赶来遵义城。

恩来二十四时 。”

就这么一份简短的电报，表明遵义会议是1月15日召开的，再多人的记忆也不如一纸记录。

不过，有一点令人疑惑：不是有专给会议做记录的邓小平吗？邓小平记录的原始手稿去了哪里？这大概是由于当时的战争环境，被全部遗失了，估计成了人们颇为遗憾的一个永远的谜团。

由此看，史家的责任大如天！万不可信笔胡写，这将给后世带来扑朔迷离的难题甚至谬误。

遵义会议也是如此，由于一些非正常的历史原因，致使大量史载被加工成了令后人不解且相互矛盾的结论。

（请看下篇：六十三、遵义会议――有准备的夺权行动）

六十三、遵义会议――有准备的夺权行动

先简单说一下会议进程。

由于会议主持人是博古，因此可以认定：这１8人（翻译与记录不算在内）首先讨论的必定是红军的进军方向问题，也就是在哪里扎根的问题，由于立足遵义经营黔北川南已经不可能，博古、李德乐得与大伙保持一致：咱们制定的方向不对，你们决议的不也错了？

所以，此议题引不起多大争议。

博古开始作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作补充报告，一般称为“副报告”。洛甫（张闻天）等相继发言，洛甫的发言通常称为“反报告”。

对于会议的这个内容，一般人都能说出个大概：博古要找出大量客观理由为“三人团”的指挥解脱，自在情理之中；周恩来的“副报告”却变成了个人检讨，将军事指挥责任一股脑揽在了自己身上，这就从实际行动上把博古的的主报告给自然推翻了！

这一手高明之至！周恩来也是“三人团”成员之一，并且是中革军委主席兼红军总政委，这下博古、李德几乎张嘴结舌却无法反驳什么，而且最能取得人们的谅解！

所以李德后来说：“博古把重点放在客观因素上，周恩来则放在主观因素上，而且他已经明显地把他自己同博古和我划清了界限。……（周恩来）公开地倒向了毛泽东”。

博古的论调估计在毛泽东等人的预料之中，而且早就断定：这样必将遭到大家的愈加厌恶――凡是做了错事还要找出理由来推脱责任的领导，没有人会不反感的。

张闻天开头炮发言！据说他的发言“提纲”是会前一个月来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形成的，而以毛泽东的观点为主导。

伍修权曾回忆说张的发言提纲是毛泽东起草的――这哪里有可能？毛泽东文风独成一家，嬉笑怒骂再加大白话，谁能把毛泽东的话翻译成自己的口气而浑若天成？若真是毛泽东替标准的党内高材生张闻天起草发言提纲，那才绝对导致不伦不类呢！

按伍修权自己的话说：“张闻天当时在党内的地位虽然略低于博古，其学识影响实际超过了博古，这就显得更公正和有分量，别人听起来也更有说服力。”

张闻天的“反报告”具体内容就不必细述了，无非是以事实反驳博古的辩解；毛泽东紧接着发言，以自己的风格剖析导致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给以往的军事路线定性：“左”倾军事路线！

继而王稼祥发言，补充、支持张闻天、毛泽东的观点，并提出更换军事领导！连发三炮之后，预料之中的情景出现了：朱德、刘少奇、陈云、邓发、接着是军事指挥员们开始发怒，会议就此变成了对李德的批判会，对博古？大家心照不宣给予了少有的宽容。

博古面对大家的指责，几乎无从反击：没有人说党中央政治路线错误，相反还都附带一句：“政治路线无疑是正确的”。这令党的一把手无法反驳什么。

插一句：中共中央自总书记向忠发叛变投敌之后，再没设过总书记这一职务，博古也是以书记、总负责的身份发施号令的。一些资料或将帅们的回忆录称呼“总书记”只不过是一种习惯。

对李德、博古区别对待，是早有预谋的：对李德毫不留情，对他的“老子说了算”造成的严重军事错误，要严加批判；对博古则留有余地，对事不对人，以分化他们二人，孤立李德。

以上这两条策略，张、毛、王在会议的发言中，都加以贯彻，收到很好的效果。会后的博古没有豁上闹对立，也没搞阴谋；而李德这个“绊脚石”、“太上皇”则彻底被搬掉了――当年９月，李德被安排担任红军编制委员会主任，委员有叶剑英、邓发、李维汉等，负责研究部队的整编问题。

但在遵义会议上，也并不是“一边倒”，博古强调客观原因，对军事路线进行种种辩解；李德则拒不承认任何错误，火冒三丈，怨气冲天，说自己只是“顾问”，现在却把责任全归到自己身上，坚决不接受对他的这种不公平批评。

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也明确表示支持共产国际安排的中央领导，尤其凯丰，干脆在会上讽刺挖苦毛泽东军事指挥也未必高明，不过是靠《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打仗。毛泽东则淡然一笑，连反驳都懒得。

多年之后，毛泽东还是念念不忘他和凯丰的这次争论：“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能照书本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公平的说，后来一段时期的党中央还没有像以往和后来那样 “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反对派，凯丰后来认错后还是被安排担任党的宣传领导工作；会后支持博古的李维汉也担任了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中央纵队负责人；对博古，不负党的总责了，但仍保留了政治局常委，依然参与讨论党在长征中的一切重大问题。即使对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也没有过于歧视，有些军事会议还是让他列席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