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军管理落后，武器差，官兵大都吸鸦片烟，却赢得一个远扬的大名：“双枪兵”！不过，这个双枪不是红岩小说中“双枪老太婆”那个双枪，而是士兵们除了手中的大枪之外，一般还个人再配备一杆鸦片抢。
这种部队却也并非毫无战力，士兵们过足了大烟瘾之后，还是能兴奋一时的！尤其是，黔军打仗不怎么样，爬山可有两下子，据有关资料记载：黔军士兵一般战斗刚打响就一哄而散，不一会就能把同样擅长山地行走的红军甩开老远。
这种部队用来阻击防守却是“大材小用”了，所以，一军团没有遇到像样的阻击。１２月１３日，红军在洪州寨石坳发起的攻势作战；１２月１４日，在中潮镇羊角岩突破黔军阻击；同日，林彪指挥第一军团第二师攻击同古，击溃黔军第１５团。
第一师在黎平城发起的攻城战，一路摧枯拉朽般击溃黔军周芳仁部，顺利占领了黎平县城。
与此同时，中央军委的一二纵队和第三、第五、第八军团的先头团，也于１３日从湖南通道县播阳进入黎平县。１５日，黎平各界士民夹道欢迎红军进入黎平县城。
这是因为，在这之前，红军曾经两次路经黎平，给各界所留印象甚好。一次是３０年红七军曾路经黎平；一次是不久前二、六军团会师路经黎平。尤其是最近的一次，还在黎平各乡镇建立了党组织、基层政权，红军在黎平是有影响的。
邓小平主编的《红星报》第七期第二版这样报道：“红军在黎平时曾召集一个群众大会，虽然县城群众多被国民党政府强迫与欺骗登山。到会群众仍达三四百人之多，经过演说与分发衣物之后，群众情绪更为热烈，影响甚大。”
所以，通道的“飞行会议”中，毛泽东极力向中革军委建议：红军不出湘西，改向防守薄弱的贵州前进，捕捉战机，打几个胜仗，使苦战两月跋涉千里的疲惫之师能够稍作休整。
虽然毛泽东的建议得到了大多数与会军委委员的支持，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红军的长远目标与近期的部队所向。于是，红军攻占黎平之后，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１８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县城二郎坡胡荣顺店铺红军总司令部驻地，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黎平会议”。
出席黎平会议的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发等，讨论通道会议未解决的战略发展方向。
此时的林彪在黎平西北前线，１２月１６日率领一军团离开的黎平，１８日这天，林彪所部奉朱德电令在黎平西北就地休整，并且警戒该方向的黔军。
黎平会议仍由周恩来主持。耐人寻味的是，会议上博古还是坚持由黔东北上湘西，同二、六军团会合的主张。李德则因身体不适没有出席会议，但书面表达了要坚持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合，在湘西一带建立根据地的意见。
毛泽东则坚持通道会议的意见：根据敌人已在湘西布重兵，并正向黔东北集结的情况，进一步建议中央放弃北上计划，向黔北遵义地区进军，在那里建立新根据地。
会议争辩激烈，如同吵架，但也可以看出：此时的毛泽东已经有了与“三人团”吵架的资本。
周恩来在争吵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三人团”中两个人参加会议，周恩来便占据了二分之一的席位。
没有参加会议但提出书面意见的李德现在已经威信大降，甚至还对最后决议起了反面作用：政治局委员们就是为了出口恶气也要支持毛泽东呀？
会议最后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并通过了根据他的发言写成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说：……鉴于目前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已不可能。新的根据地应是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
开完会后，周恩来将中央政治局决定的译文送给李德看，李德大发脾气，质问周恩来为什么改变立场，从行动上背叛“三人团”。据记载两人用外国话吵得很厉害。
此前周恩来与李德没有争吵过，平时很少发火的周恩来，这次向李德发了脾气，拍得桌子上的马灯跳起来熄灭了。据周恩来后来在延安整风期间回忆：“中央的争论在黎平尤其激烈。李德主张折入黔东，是非常错误的。这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纳毛主席的意见，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此后（我）与李德的关系渐渐疏远。
周恩来是会议的主持者，又是中央领导层的关键人物，他的态度起了重要的作用。如果周恩来不“临阵易帜”，黎平会议不可能作出战略上的“转兵”的决议。
黎平会议做出了两项主要内容的决议：除讨论战略方针外，还讨论了红军反对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战争以来的失败问题，对中央的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初步的批评，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会议，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这就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直接准备――开始准备与之前的军事决策人算账了。
鉴于部队减员很大，会议后的中革军委对部队进行了整编，撤销了在江西出发时主要由扩红招募的新兵组成的第八军团建制，将其部队并入了第五军团。
中央的第一、二两个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由五军团调回军委工作的刘伯承，重任红军总参谋长兼军委纵队司令员，陈云为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
之后各军团也开始狠心缩编机关，凡是能战斗的人员和轻重武器全部调给战斗部队，抛弃了许多“坛坛罐罐”，解散了庞大的挑夫队伍。
黎平会议的决定打乱了蒋介石原来的部署，红军就此把几十万国军甩在了由黎平湘西的山路上，这使红军的命运开始出现转机。
后来曾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说：“黎平会议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当时红军冲出国民党的重围，处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党中央及时召开黎平会议，彻底否定了“左”倾冒险主义的主张，肯定并采纳了毛泽东同志西进贵州的正确意见，确立了红军北上黔北、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战略行动方针。这就使中央红军开始从被动转为主动，为以后胜利，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因此，黎平会议在党和军队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胡锦涛对黎平会议的定位：“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
但是，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李德仍顽固地坚持“三人团”的既定方针；此时的博古左右摇摆。月底，１９３４年的最后一天，中央到达瓮安县猴场镇。
这时，博古、李德提出不要过乌江去，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临时根据地，再徐图北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这时的红军部队正忙着准备过了新年后抢渡乌江，挺进黔北。博古、李德这个主张是公然违背政治局决议！立刻遭到强烈反对。
于是，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是否执行黎平会议决议问题。这就是猴场会议。
会议仍由周恩来主持。党史记载：出席会议的除黎平会议的全体政治局委员外，还有陈云和李德。――这不大准确：陈云本人在１９８２年６月１２日回复中共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的信中明确地说：“我并未参加黎平会议”。
会上，还是毛泽东唱主角，嬉笑怒骂般驳斥了博古、李德的主张，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先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
表决结果，多数人支持了毛泽东的发言，并且提出红军应立即抢渡乌江，攻占遵义。会议通过决定，重申了黎平会议决议。
猴场会议，一场会议开了两年！――从３４年年末之夜开到３５年元旦凌晨，虽然只有一宿，但按历法计算却跨了两年。
这个一天跨两年的会议，在党史上是仅有的一次。
猴场会议最关键的一点：特别强调了对最高“三人团”军事指挥权的限制：“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
另外还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中央红军立即强渡乌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