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为阻止这一点，在通道的东面和北面诸县构筑碉堡，集结了近20万军队，又布置一个大口袋，现在就等等待红军来钻了！这时的中央红军如按原定计划北上湘西，则正好陷入敌人布下的口袋阵，那将又会是一个比湘江之战还要凄凉的结局。
但是，湘江之战虽然遭致如严重后果，却也顺带制造出了几点有利之处：
一、中央红军被迫扔掉了那些导致走不动路的盆盆罐罐，从此部队自由多了。
二、全军人心大变，“三人团”威信尽扫，不仅刘伯承、彭德怀、林彪这样的部队头脑敢于将不满变成“脏口”骂话，就连老实宽厚的朱德也忍不住了，朱老总在湘江战役之后痛心疾首：“不到两个月，就损失了五六万人哪！这支部队是我们从井冈山带出来，一步一步发展壮大起来的，是多么不容易啊！这样，一下子就被国民党搞掉了五六万，这是对中国革命的犯罪啊！”
三、由于湘江之战的惨重损失，博古、李德从此精神不振，情绪波动异常，有老帅回忆说，博古甚至几次拿着手枪在自己头上比比划划，这样，指挥红军的主要任务就落到周恩来、朱德肩上，李德虽然顽固不化，也不得不放弃了军团以下的部队指挥权。
四、为毛泽东重新出山指挥部队开了那么一道门缝，设想：假如没有湘江失利，很难想象有毛泽东的出头之日！最起码截至目前，最高“三人团”还没有承认反“五次围剿”的失败，对外宣称的是北上抗日，对内传达的是打到外线去，主动进攻革命的敌人。
最关键之处：周恩来通过湘江战役，开始反思毛泽东的军事观点，从此之后才开始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复出参加军事指挥。
其实，这长征的初期，毛泽东地位上靠边站，行动上可没有闲着，一路趁身体有病，在担架上与挨边的政治局委员张闻天、王稼祥不断沟通，已经成功说服了这两位支持自己的观点。
现在加上“三人团”成员之一的周恩来，博古、李德身后已经开始形成一个实力大于他们的政治同盟――还没到结成集团的地步。
所以说，任何事情都有其矛盾的两面性，哪怕是惨败，其中也会孕育出让人预料不到的另外可能。
难怪我们中国古代伟大的哲学鼻祖老子这样告诉人们：“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１２月１２日，是中国命运的转折点之一。中革军委部分委员在通道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博古、李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注意：自宁都会议后，被冷落在一边的毛泽东被首次请到了会场。
通道会议既无预定规格，也无明确程序，李德后来在《中国纪事》中称之为“飞行集会”，这是通道会议见于史书最早的名称。
中共中央直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才公开说到这个会议。１９７１年７月７日，邓颖超到中国革命博物馆审查馆展陈列时说：“上次你们提的问题，回去我问了恩来同志，在长征途中是否开过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恩来同志讲：‘是开过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
后来的党史及各种书中才开始出现了通道会议这个说法。
１２这个数字对于中国人来说意义非同寻常：四季交替分为１２个月，日落日出排成１２个时辰，所有人被１２种动物分类（１２生肖），台风最大定为１２级，最后一个封建皇朝有１２帝，就连曹雪芹笔下的女人也被冠以１２金钗，现代又冒出来了个什么１２星座，连乐队也起个女子１２乐坊的名字，下世纪０８年的５月１２日又来了个地动山摇、苍生涂炭……
实际上１９３４年的１２月１２日，对共产党人来说，其意义不亚于两年后的１２月１２日――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就连“福田事件”也是爆发于３０年１２月１２日。
３４年１２日这天，决定中共中央及中央红军的命运――讨论红军的进军方向问题！
通道会议虽然是一次短促的临时性紧急会议，但其实质意义却重大而深远――说它在危亡关头，挽救了中国红军，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也不为过。
通道会议由周恩来负责召集，不是领导核心的毛泽东应邀到会，陈述了反对北上湘西的意见。周恩来首次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的建议；张闻天、王稼祥则完全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博古表态暗昧：不再坚持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既定战略方针，但也没最终放弃；只有李德还坚持立即北上湘西，反对进军贵州。
可以推断：会议最后结果得到了博古认可。因为博古毕竟是党的主要负责人，他不点头，红军很难“转兵”贵州。
１２日１９时３０分，中革军委发出“万万火急”电令，命令先头部队攻占黎平，打开入黔通道，红军开始从行军路线上转向了。
但随后的两个电令还是重申北上方针：１２月１３日，中革军委电令中央红军“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次日，中革军委指示红二、六军团说：中央红军“现已西入黔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
也就是说，通道会议只是在进军路线上作了改变，即不在湖南境内立即北上，而是西进贵州后再相机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通道会议只解决了当时“万万火急”要立即解决的进军路线，并未解决战略方针的分歧。
但通道会议打开了毛泽东重新崛起的道路：毛泽东核心领导地位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开始在通道会议。
这个过程由一连串的会议组成：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等等。
甚至遵义会议也是毛泽东从崛起到最终成为党的核心实际决策者的过程之一，此后有：“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等，毛泽东才由苏维埃主席渐进为党的终身主席。
老百姓有句戏言：国民党的税，共产党的会！
国民党靠重税维持统治，最终失去天下民心，躲在了海岛；共产党靠开会夺得天下，建立了新中国，治理天下。
说明一点己见：会议，按字面理解，应该是聚会众人议论，议论出一个正确结果来；西方就把它颠倒过来，最高立法权力机构称为“议会”，也是议员聚会的意思。
但现在有些变味了：会议成了“听报告”，讨论过程成了表态拥护过程，会议成了课堂教学！这不好，会议成了形式。
这也比会议开在风景胜地好些，那是聚会旅游，不是聚会议论。
还有：重税失天下！不可不为前车之鉴，万莫把会多演化为税多！那海岛也不是专为“税多”的一家所预备的。
（请看下篇：六十、改变红军命运的两个会议）
六十、改变红军命运的两个会议
通道会议之后，红军开始了战术“转兵”，之所以说红军并非战略“转兵”，是因为：会议为了争取博古同意，只明确了立即西进黔东，而没有否定全军北上湘西
尽管如此，这也是中央高层第一次否定李德的主张，洋人“太上皇”说话开始不灵光了。
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１２日至２０日，中央红军开始从锦屏县和湖南通道县境进入黎平县。林彪指挥一军团为全军前锋，其二师先头团从锦屏县三里驿、平茶，经界牌进入黎平县境马家团、猫耳塘、潭溪、十万坪、洛团、草鞋铺、花坡、五里桥等地区。
１４日中午，一军团二师先头团在五里桥与王家烈的黔军遭遇了。
贵州军阀王家烈，所倚重的只有一个２５军，下辖２１个团，但当时所部１５个团正被红二、六军团牵制在铜仁一带， ４个团驻防贵州省会贵阳一带尚未出兵，驻防黎平、永从、榕江、锦屏、天柱的仅有２５军４旅第１５团、第７团（团长毕骏驻黎平）及几县“民团”，黎平前线，王家烈实际能指挥得动的仅有一个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