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大师毛泽东不会不懂得战术与战略的区别。

（请看下篇：四十八、天上又掉“大馅饼”）

四十八、天上又掉“大馅饼”

战局大势逐渐不利于红军，蒋委员长也是个善于总结教训的人。

从发动第一次“围剿”时的“八面合围”失利；第二次“围剿”就改为了“步步为营”；失利后的第三次“围剿”成了“长驱直入”；又不成功后便改为“重军集团、分兵合击”，谁知败的更惨。

这次蒋介石亲任总司令，还是又回到了第二次“围剿”时的老办法，“步步堡垒、步步为营”。不过，增加了类似红军最高指挥李德研究推荐的一手：“短促突击”。

一点也不奇怪，战争的实际部署者都是德国人，若没有点雷同那才是怪事呢。

国军这次“围剿”，总得说来就是“以守为攻”，四面合围苏区之后，先构筑碉堡，建立坚固的防守阵地，然后以重兵集团向前作“短促出击”，之后再筑堡挖壕，后军跟进后，再依照前方重来一遍，虽然这法子看起来有点笨拙，但却极为实用，尤其是在红军采取相似的战术时。

红军的最高指挥员面临50万大军压境，却还在如同做梦一般，采取的以堡垒对堡垒的战术，战略上就是意图不失寸土，即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了，不光如此，竟然指令彭德怀的三军团向东做了一次不成功的“短促突击”， 黎川失守之后，又急忙把已经打到外线福建去了的三军团急调回苏区，成了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虽然彭德怀在回军后与五军团配合小胜两仗，但却在随后的硝石、资溪桥两场攻坚战中败下阵来，算总账竟然是打了个平妥，但是，国军兵力大于红军四、五倍，这样打下去，肯定是失败的结局。

尤其，战略上陷入了更大的被动，红军丧失了机动的时间，这点最为可怕。

但中央不这样看，并不认为这样打下去有什么不妥，依旧坚持原定部署，把林彪的一军团及九军团闲置在南线预防粤军，其它由地方红军编入中央红军的部队沿苏区构筑了大量碉堡，以用作“短促突击”作战的据点，

其结果是继续撤退，三、五军团都收缩在了兴国一线，拱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瑞金，成了被固定在阵地上的守备军。

蒋介石依旧接受以往失利的教训，坚决不冒进，还是按照既定方略，慢腾腾的逐步挤压，遇到不好突破的防线即就地筑堡，然后调上重炮，将红军费力构筑的碉堡变成了炮兵的固定靶子；如此一来，守御的红军被置于挨打不能还手的境地，伤亡惨重就不用说了，阵地最后还要免不掉丢弃。

至于做战术上的“短促突击”？敌人也是有大量碉堡支撑的阵地，缺乏重炮的红军怎么用血肉之躯来突击钢筋水泥构筑的阵地？一贯以坚决执行上级军令著称的彭德怀终于恼怒了，拍案大骂这些败家子：崽卖爷田心不疼！

中央苏区被无奈的挤压的越来越小，战局大势越来越不妙了，这时候还能出现什么奇迹？第三次“反围剿”时有“两广事变”来无意相助，难道这次还有“盟军”助战不成？

红军的总参谋长刘伯承对李德说：“再同敌人拼消耗，我们就会变成千古罪人。”――刘伯承因此被撤消了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被打发到红五军团任参谋长去了。

要说红军运气也够好的，还就是在危急中出现了帮忙的：福建前线参加“围剿”苏区的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鼎等领导的19路军，于33年11月，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反蒋势力，公开宣布同蒋介石分裂，在福建省成立了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同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签定了抗日停战协定。

红军一下遇到了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

红军士气一下复振，就连在后方养病的毛泽东也坐不住了，当时的毛泽东在党内、军内没有任何职务，但还是紧急向中央总负责博古建议：留红五军团保卫中央根据地，集中红一、三军团和红七、九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汇合方志敏、邵式平部二方面军，兵指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区，以威胁国民政府心脏地区的方式来支援19路军的福建事变，这样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必将流产！

中央不能信任“休养”中的毛泽东，建议再妙，只要从毛泽东嘴里说出来就成了“路线问题”，博古拒绝了这个建议。

假如这时的中央听从了毛泽东的建议呢？局势还真不好说将会怎样：红军主力跳出包围圈，纵横弛跃于杭州、苏州、南京、南昌、福州之间，战略防御极有可能转变成了战略进攻，蒋介石的根本重地受到威胁，进攻赣南闽西的国军也极有可能回援江浙，李济深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也兴许真有成事的可能。

但是，对于应付日军的大军压境，则很可能是雪上加霜，中国的内战无疑会越打越烈，一些省份的军阀们肯定会趁机扩张，对中国来说未必是好事。

所幸这只是假设的历史，实际历史进程是：博古等人把同蒋介石有矛盾而在当时积极活动的中间势力断定为“最危险的敌人”，把福建事变视为是“反革命派别骗人的把戏”，上天的大馅饼虽然掉到了红军的嘴边，无奈指挥红军的人拒绝品尝。

蒋介石对自己阵营出现的叛乱更为恼怒，19路军被看成了比红军、日本人更危险的敌人，绝对应该优先与予镇压！

33年12月初，蒋介石鉴于国军在北线已经占据了绝对优势，狠心从围剿部队中抽调了国军3师、9师，由蒋鼎文率领从南丰以南向闽西开进，目标当然是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这大概是委员长的另一种“攘外必先安内”。

国军进军闽西，必须要经过苏区，而红一军团此时正据守在通往福建的要道，天敌到了眼前，焉能放过？

林彪紧急电告中革军委，请求主动出击，相助19路军一把。

这无疑也是在援救红军自己。

（请看下篇：四十九、博古下令：坐山观虎斗）

四十九、博古下令：坐山观虎斗

后来的聂荣臻元帅在回忆录中写道：“刚打完大雄关战斗，就在附近休整。我们正处在敌人的侧面，敌人移动时，我们看得很清楚，敌军一路一路的移，正好打。大家都说，这个时候不打什么时候打？再不打就没有机会了。可是上面就是不叫打，说打是等于帮助了小军阀。他们硬是将敌人放过去了，错过了消灭国民党军大好时机。”

中共中央的政策是：坐山观虎斗！

据载，接到林彪请战电报的博古回复是：“不要管国民党内部的事，国民党中央军与蔡廷锴十九路军的矛盾，是大军阀与小军阀的矛盾”。

博古明确严令：红一军团只进行防御，不要向敌人攻击。

这种“敌不犯我我不犯人”的策略乍看有些道理，但实质上是在为虎作伥，顺利通过红军防区的中央局恶狠狠的扑向19路军，结果孤立无援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在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和政治分化下，加之内部又不团结，于1934年1月宣告失败。

说是红军养虎为患也无不可，现在这支恶虎在福建肆虐后，调转屁股又扑向了中央苏区！

34年2月，中央国军在成功镇压了福建19路军后 ，将入闽的国军部队组成东路军，由蒋鼎文任总司令，卫立煌任前敌总指挥，从福建杀向中央苏区，与北路军、西路军、南路军相配合，重新形成了对中央苏区的合围形势。

尽管如此，作战从来不计后果的彭德怀还是成功的“短促突击”了一回：指挥红三军团在团村打了一个损失与收获相当的胜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