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瑞卿一见军团长下了道，却也是毫不含糊，随机应变的回答：“我满脑子只想到剥削人民，所以胖不起来。”

林彪不依不饶，接着往下追问：“那为什么不吃补药?”

“补药?”罗瑞卿迷糊了：“什么补药?”

“补药可多，人参、燕窝、罐头、红烧肉……”

罗瑞卿灵机一动，超常发挥了：“什么补药都不中用，我心肠坏了，吃红肉拉白水，不可救药。”

不用说，台上台下一齐笑爆了，演出达到了高丨潮丨，随之幕落。

对于自己这次唯一的登台演出，林彪极为得意，几十年后还时时不忘向部下提起这件轶事，也有人说林彪这是炫耀自己特殊的演出才能，其实不然，说是林彪炫耀自己在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的指挥艺术倒还贴谱。

林彪关注的是现实，戏中的林军团长率部打上了庐山，活捉了蒋校长，现实中恰恰相反，蒋校长对第四次“围剿”的惨败深感耻辱，亲自率部打上了门来，这次来势更加凶猛，经过半年准备，自任总司令，调集50万兵力，对中央根据地实行重点进攻。

战事开始于当年（1933）年10月，蒋介石的具体部署是：四面合围，偕同并进，步步堡垒，慢慢积压，不求速战，但求全歼！

四路大军：北路军以顾祝同为总司令，蒋鼎文为前线总指挥，以下兵分左中右三路，共33个师又3个旅，是“围剿”军主力，其任务是：向广昌方向筑垒推进，寻求与中央红军主力决战。

南路军以陈济棠为总司令，指挥粤军11个师又1个旅，阻止中央红军向南发展，并逐步向筠门岭、会昌地区推进，协同北方军作战。

东路军以蔡廷锴为主帅，指挥其第19路军等部共7个师又两个旅，扼守闽西和闽西北地区，阻止中央红军向东发展。

西路军以何键为总司令，指挥湘军9个师又3个旅，“围剿”湘赣、鄂革命根据地，并相机东进，阻止中央红军向赣江以西机动。

另有浙赣闽边区警备部队5个师又4个保安团，“围剿”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并配合北路军第2路军，阻止中央红军向赣东北方向发展。

为了取得这次“围剿”的成功，蒋介石在南昌设立了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坐镇南昌，指挥这次“围剿”。

在政治上，采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战略方针，厉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加强地方民团等武装建设，在军事上，“三分军事”实际上使出了十分力：“以守为攻，乘机进剿，运用合围之法，兼采机动之师，远探密垒，薄守厚援，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对峙则守，得隙则攻。”

并且聘请了德国等多几个国家的外国军事顾问，改编部队，举办军官训练团；在经济上，控制交通，实行贸易禁运，对苏区进行严密封锁。

红军这方呢？也来了位外国的军事顾问：奥地利人李德。

后来不久奥地利并入了德国，所以，即将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事，实际上是一次由德国人指挥中国军队，在中国本土上的较量！

与此同时，日本人提兵长城，开始了对华北长城内的窥觑；上海，日本军舰自由来往不准中国军队驻扎的“和平区”上海，南北夹击中国之势昭然若揭，中华民族危若累卵了！

这是中华民族的最可悲之事：强盗打进了院子，占据了一间房子，这个大家庭的兄弟们却视若未见，正在后院打得不亦乐乎！

（请看下篇：四十五、人逢得意易忘形）

四十五、人逢得意易忘形

戏台上的事儿毕竟代替不了现实，林彪一月内出手两次，几乎全歼国军嫡系三个整师，第四次反“围剿”虽然就此不了了之，但战事大局并未改观多少。这主要是由于双方的实力所决定的，国军皮厚肉多，被打疼几下，既伤不了筋，也动不了骨，仅是胆量更小点而已。

草台岗大战之后，陈诚中路军的12个师，除了被歼的11、59师的残部，在黄陂、西源附近地区整补以外，其余10个师分别在南丰、南城、宜黄、乐安、崇仁、新干、永丰等地，全线转入防御。

但方面军总部此时对战势却判断过于乐观，认为应该乘胜向西北发展，主动寻歼敌人，借机扩大战果。

二十二日，红军全军接令：进攻乐安。

这次中革军委还是一客不烦二主，还是电令由林彪指挥红军全军，去收复去年9月丢掉的安乐城。

本来，红军连续大战，理应有个短期的休整才好，但这次由守势转入攻势作战，红军却连补充弹药的时间也没留，战场上遗留的枪支弹药到处都是，都留给了当地红色政府组织群众去清理了。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林彪接令二话没说，立即率部向乐安开进，二十四日到达乐安前线。

围攻安乐的是红军一、三、五军团和红十二、二十一、二十二军几乎所有主力，兵力自然占绝对优势，所以便将乐安四面包围起来，红军势在必得。

乐安守军仅有国军43师的一个旅，面对红军的围攻，却并不怯阵，主要是因为他们在乐安城外构筑了大量坚固的堡垒工事，城墙也作了加固，倚仗城防工事和强于红军的火力，采取的是坚决固守的战策。

其实面对坚城，不光***，林彪也没有多灵验的招数，以林彪自己的一军团为主力的攻城大军，在25、26日两天对乐安展开强攻，都被守军堡垒的机枪火力所压制，红军缺乏大炮，光靠步枪、机枪、手榴弹是难以对付堡垒工事的。

强攻失利，27、28日两天改为夜袭，也没有成功。方面军总部不得不下令停止攻城，红军主力撤围乐安。

事实证明，当时的国军以一个旅的兵力，凭借工事和火力坚守一个小县城，主力红军却也是没有多大攻克良方的。

论说红军决策人应该吸取教训了，应该在以后的战略部署中极力避免这种攻坚战，在武器装备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游击战、运动战、应该是主要作战手段。但事情不是这么简单，有时候即使交了昂贵的学费也未必就能学到真功。

三月底，方面军命令红军以一部分兵力佯攻永丰，主力则开到永丰以西以北地区，待敌人来增援新干或永丰时在野战中消灭之，这是在接受了教训之后的“围点打援”，能奏效否？

结果失望：国军也在接受教训，坚守崇仁、公陂（今公溪）吉水各点之敌各军都观望不动，一直耗到6月，红军都未能获得战机，林彪前不能克坚城，后又等不来敌之援军，中间指挥一军团打了一次公陂，也因守军坚守不出而未获战果。

5月12日，临时中央下令：将中央军委与红军总司令部分开，虽然军委主席仍为朱德，但增加了项英、博古为军委委员，并规定朱德在前线时由项英代理军委主席，实际上就此剥夺了朱德的最高指挥权，之后的一切战事开始由后方的军委在瑞金发号施令了。

6月初，中革军委下令，对一方面军全军进行整编，林彪的一军团原属的七、九、十、十一师加上罗炳辉为军长的红二十二军改编为第一、第二两个加强师，每师三个团，一师师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二师师长徐彦刚，政委胡阿林。经过整编，林彪为军团长的一军团已达万人。

6月5日，红军方面军命令：由林彪统一指挥一、三、五三个军团，奔袭刚刚接防宜黄城的国军独立三十二旅，命令明确规定由一军团为主攻，五军团助攻，三军团为总预备队。

其时独立32旅正在接防过程中，仅有先头二千多人由抚州到达宜黄，其主力两个团还正在向宜黄开进中。

但结果还是落空：林彪率部冒雨在崇山峻岭中沿羊肠小道急行军，九个小时走了七十多里山路，赶到宜黄以北附近地区时，与正在行进中的国军打了一场遭遇战，获得小胜，国军主力还是退入了宜黄城中，一部退龙骨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