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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红军缴获的第二架飞机:1930年3月16日,国军航空第四队上尉飞行员龙文光驾驶飞机,奉命由汉口飞往河南开封,执行紧急空投通信袋任务。返航途中,遇大雾迷航,终因油料耗尽,迫降在宣化店(今湖北大悟县)西南15公里陈家河菜籽洼河滩,被鄂豫皖红军第一师三团二营手枪连缴获,龙文光被俘。

后来龙文光同意参加红军,那架飞机被命名为“列宁”号,是一架美国钱斯渥特公司O2U-4型侦察机,可携带小型炸弹。就那一架飞机,红四方面军竟还成立了航空局,并且“列宁”号在黄安的攻城战中还用于了实战, 一万多守军,被一架飞机吓得全军溃逃。红军久攻一个多月没有攻下的黄安城,竟被借助于一架飞机,两颗炸弹的“空中力量”轻而易举地攻克了,“列宁”号一战名声大震。

漳州得手的红军随后又相继占领离厦门不远的石码(龙海)和漳州以北的长泰,以南的漳浦、云霄、平和,现在连出海口也有了。

不过占领这些地方都是声称是为了到前线抗日的需要,19路军不是正在上海与日寇打成了白热化吗?可惜厦门没有日本兵,要不然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应该能提前与日寇交手数年。

21日,毛泽东以中革军委委员的身份在红楼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总结漳州战役经验,制定下步行动计划,会上毛泽东不禁有几分得意,幽默的说:“有人说我们红军只会关门打狗,怀疑我们在白区能不能打胜仗?现在可以叫他们看看,我们打得蛮好嘛!我们从江西跑了几百里,一下子打到这里,消灭了国民党的许多军队,张贞做梦也没有想到,红军简直是天兵天将。”

这里毛泽东口中的“有人”肯定不是国军方面的人,还是在嘲讽中央局的几个“秀才”,不过这几个“秀才”将很快让毛泽东吃到更大的苦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不见得啥时都灵光。

怪年头就是怪事多:毛泽东“随军”的红一、五军团攻克漳州,缴获两架飞机和大量军用物资,并筹集了大批款项,但是,当不久后红一方面军恢复番号时,苏区中央局只任命朱德为一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的总政委职务偏没有恢复。

怪年头的怪事不止这些,五军团总指挥季振同只因为要求去苏联学习便被中央保卫局骗走逮捕;就连远在前线刚打了胜仗的十五军军长黄中岳,也在漳州的九堡被保卫局抓走了。

罪名是“企图拖枪反水,进攻革命”“季、黄谋叛”。

据载,最初是国家政治保卫局接到了一个在五军团潜伏的党员王超密报,说季、黄密谋反叛;促使中央采取行动则起源于漳州战役前一天,一军团侦察排在漳州荷花庄抓获一疑犯,从他身上搜出张贞签发的秘密通报,经审讯,此人名叫刘佐华,据称是冯玉祥派来和季振同再次接洽的代表。当天便经一军团保卫局“严讯”,刘供认了季、黄的“叛乱计划”“同谋名单”。

结果挺凄凉:参加宁都暴动的领导者季振同、黄中岳、张少宜、萧世俊、高达夫、朱冠甫、李锦亭、曹振毓等人被一网打尽,并且于1932年8月3日被审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审判的法庭成员是:何叔衡、梁柏台、刘伯承、陈寿昌、刘振山,原告代理人为国家保卫局局长李克农。

审判结果:对季、黄等9人执行处决。

按照当时规定的程序:最高法庭的判决须经中央政府批准,经过毛泽东、项英的竭力讲情,8月10日,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决议:因宁都兵暴的功绩,季、黄等人减刑免死,季、黄减刑为监禁10年,张、萧等人为监禁8年。

不过这些人终究难逃一死,1934年10月上旬,在中央红军长征前夕,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季、黄等人从拘押地——瑞金麻田收容所被解往于都梅子山处决了,那年头随意改为死刑重判是极为正常的事,其实连改判都不需要,某个大人物拍板随意执行就是了。

前线的形势不错:4月27日,红军在漳州东板后基督教堂召开了闽南工农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了闽南革命委员会。闽南原有的红色游击队,从60多人迅速发展到600多人、5个大队,正式组建了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

后方形势不妙:由彭德怀率领的西路军在湘粤赣边界越来越难过了,五月中旬,6个师的国军在何应钦指挥下,对三军团实施围攻。三军团被迫撤出上犹、崇义根据地。

东路军在漳州的胜利也没有达到吸引粤军的目的,粤军还是出动了三个整师,两个师侵占了赣西南大片地区,另外一个师侵占信丰,已经向于都窥进,赣闽整个苏区危险了。

占领漳州之后的东路军也没有如出动时许诺,急于回师赣南,反而将部队分散,四军在漳州、石码、长泰等地,三军在漳浦,十五军在天宝、南靖等地,去发动群众打土豪,扩兵,筹粮筹款了。

据聂荣臻后来回忆:“在漳浦,有的部队在林彪纵容下,对政策的执行一度搞得很混乱,甚至把一些不交款的老财弄到街上去拷打。为了制止这些违反政策、脱离群众的作法,我和林彪之间,发生了我们共事史上的第一次争吵。”

这有些不公平:林彪一向只关注军事,懒得理会讲究政策的筹粮、筹款等琐碎事宜,更别说“把一些不交款的老财弄到街上去拷打”之类的劫匪行为了,对部队进行政治教育本来就是政委的本业,这指责有些不地道,没有在四十年后,等人家死后再推过于死者的道理,早干吗了?

中央局不会容忍东路军长期滞留闽南,5月29日,中革军委下令:东路军速回赣南,与入侵赣南根据地的粤敌作战。

接命令后的东路军于6月初分别离开漳州、龙岩地区,回师赣南,途经武平,红四军军长王良在路过一个土围子时遭冷枪袭击牺牲,这是此行红军损失的最高级将领。

当然,被逮捕后来并全部处决的五军团领导们不统计在内。

随着毛泽东随东路军回到苏区,一次清算毛泽东“右倾”的会议正在准备,史称“宁都会议”,政治上不与中央保持统一,打了胜仗也没用,还是要被批判的。

林彪就没有这个资格,对军事将领,中央局还是区别对待的。

(请看下篇:三十八、被毛泽东称为败仗的胜仗)

三十八、被毛泽东称为败仗的胜仗

6月下旬,东路红军回到到达赣南天心等地,东路军的番号被中革军委正式取消,所属一、五军团受一方面军直接指挥,一方面军建制恢复,由朱德兼任一方面军总司令,王稼祥兼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毛泽东的总政委没有随之恢复,还是被命“随军行动”。

苏区现在最大的威胁在广东方向,红一、五两军团回到赣南时,粤军围向苏区的已达12个团,且已经部署在了赣南的赣州、南康、大余、上犹、扬眉寺、信丰等地,不光这些,广东南雄及其附近还有6个团,统归第1军军长余汉谋指挥,苏区面临的是18个国军正规团的进剿。

粤军战力向为红军所忌,其团自为战时相当顽强,轻易不缴枪,士兵们单兵作战能力其实强于黄浦系的中央军,各级指挥官之间也没有多大矛盾与隔阂,一般都是能相互支援作战的。

得悉红军主力回师赣南后,余汉谋立即意识到了战局的“棋眼”之所在,调集6个团的兵力向大余秘密集中,这有点吸引红军来攻坚城的意味。实际是准备在大余纠缠住红军主力一部,然后再重兵合围,意在各个击破红军。

开始的战事好像挺顺利,1932年7月2日,彭德怀的第三军团首先在大余东北池江地区与敌接触,一举“击溃”国军4个团,国军军退守大余,但是无甚缴获。

翌日,林彪的红一军团攻占了南雄以北梅岭关要隘,击溃守军1个团,似乎已经将粤军与广东老家的联系切断了。

彭德怀大为放心,遂指挥红三军团开始围攻大余,从4日至7日,激战四天,大余竟好似坚不可摧,守敌固守不退;但此时彭总却判断大余守军已是强弓之末,上报方面军:准备追击逃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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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流——红一军团战事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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