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年1月10日，中华苏维埃中革军委下达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前敌总指挥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并指挥红七军、红四军为主作战军；以江西军区和闽西军区的六个独立师为支援作战军，总指挥为陈毅；由红三军、红十二军、红十六军和五军团组成机动部队，目标赣州。

这下不仅把赣闽苏区所有的红军有一个算一个全部列入，还把闽西和湘赣的军区部队甚至远在湘鄂赣的红十六军也给包括了，可以说是倾家出动，势在必得！

但毛泽东不看好，在中央局会上还放言：“赣州即便打下来了，红军也守不住。”――在军事方面，毛泽东是最实际的。

杀向赣州的红一方面军已有三个军团，一军团出动了两军，一个就是战力红军全军最强的林彪四军；一个是由地方武装升级而成的红三军，军长黄公略牺牲后，以后来在皖南事变中牺牲的周子昆为继任军长；在三次反围剿作战中减员太多的十二军没来赣州，其精锐补编入红四军之后，十二军开赴闽西和新十二军合编，不过老底子还是毛泽东秋收起义的老三十一团。

彭德怀的三军团最初辖五军、八军和十六军，但十六军自打长沙后就留在湘鄂赣，虽说名义上归三军团，实际从未归建；五军是彭德怀的老底子；八军则是李灿何长工在一打长沙前，游击鄂东南时发展起来的，其中包括程子华等发动大冶兵暴的起义官兵。三次反围剿战后，八军撤销番号，并入五军。

到了攻打赣州时，三军团其实也就是一个军的编制，下辖三个师，即一师、二师、三师。

红七军是从广西来的，在湘赣转战一段后，并入的一方面军序列。

新成立的五军团当时有三个军，装备相对精良，尤其炮兵为红军全军之最，但由于起义不久，政治方面不大令人放心，正在瑞金一带整训，以便迅速红军化。

暂时缺少五军团的红一方面军如泰山压顶般扑向赣州！

但这在战略选择上就对了吗？

攻打赣州的战略决策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争议：是错误的。

而战略的错误，当然和战役战术的失败肯定有联系，但也并不绝对，也就是说，在错误的战略下，有时也能取得战役战术上的胜利——彭德怀一打长沙就是个例子，那时打长沙在战略上无疑是有问题的，但前敌总指挥彭德怀抓住时机，指挥得当，也是一样攻克了这湖南省城，取得了战役胜利。

现在攻打赣州在战略上虽然错了，但在战役战术的层面，如果彭老总还是指挥有方，部署得当，其结果也是不好说的，不过一旦那样，毛泽东的命运就更不好说了。

毛泽东曾在中央局会上说：“如果要打赣州，也只能围城打援。”

而彭德怀最后的决定是攻城。

后来的战斗进程证明，这个决定也错了。

错的不光是战役目的，还有为了达到这个错误目的的手段：既然是以攻城为目的，那么就应该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兵力于城下，争取早日攻克，而以次要兵力来阻援——但实际配置却不是如此，战力雄踞红军之冠的林彪的红四军，虽说出动甚早，但彭德怀却将他们配置在赣粤南部边境，担当阻粤军北援的任务；

而且在战役开始后不久，又一次铸成大错：将本位于根据地内部的红三军也调到赣粤边界，这样一来，红一军团的两个主力军实际上成了坐山观虎斗。

这样配置的原因无疑是对可能的国军来援方向判断有误：当时国军能立即增援赣州的兵力，南边粤军有十几团，配置在大余至韶关一线，北边有蒋军的四五个师，配置在万安吉安一线。总指挥彭德怀等人轻易断定：粤军肯定出援而蒋军不会，因为当时各方都默认赣南是粤军的地盘，赣南产钨，是当时中国出口的重要物资——赣州之役动了粤军的奶酪，粤军岂能善罢？

而宁粤的关系并不密切，粤军对围剿也不是很热心，中央军肯定乐意看到粤军挨打，坐视杂牌被消灭，是老蒋的老把戏――但赣州之役，出乎彭德怀等人预料：老蒋嫡系国军迅速出援，红军的一厢情愿此时便种下了恶果。

事实上赣州战役打响之后，在赣州之南，粤军除小部队骚扰外，并无援军，红一军团在粤赣边境几乎等于坐地休整，干着急无敌可打；而赣州之北，由于彭德怀以为国军不会出援，只配属了湘赣独立一师等地方武装，结果国军一出援，防线立垮，欲阻力不从心，欲拖国军不睬，北方援军迅速兵临赣州城下。

可悲的是，老彭当时没有明白：战役的部署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可以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及时更改的。在此后的战役进程中，彭老总的指挥一错再错——后来被人委婉地称为“缺乏机动灵活性”。

（请看下篇：三十二、攻坚外行的彭老总）

三十二、攻坚外行的彭老总

赣州激战冒烟没炸响时，又一件关乎中华民族命运大事件爆发于上海：史称“1.28事变”！

日军窥觑上海已非一日，早在去年10月6日，日本军舰即大举驶沪，蒋介石即电令上海市长张群：“日本军队如果至华界挑恤，我军应预定一防御线，集中配备，俟其进攻，即行抵抗。希与天翼兄（即熊式辉）商妥决定。”。

1932年1月28日，驻沪日军开始大举进攻上海，蔡廷锴的19路军立即予以还击，这是执行国民政府早已既定的方针，至于蔡廷锴回忆说蒋介石派张静江游说19路首脑，要他们“忍辱负重”不要抵抗，这与一些史料记载颇有矛盾：早在1931年9月22日，熊式辉自龙华呈蒋电报请示：“交涉万一不能迅速解决，日方扩大行动，对我要塞、兵工厂及重要各机关施行威胁或袭击时，我陆海军究如何行动？”蒋介石次日复电指示：“应正当防卫，如日军越轨行动，我军应以武装自卫可也”。（《抗战史论》）

这足以证明，国民政府早就定下抵抗方针，蔡廷锴等人在《文史资料》里的回忆，也承认早在日军开始进攻之前，19路军就已经作了充分的物资准备与精神动员，倘若国民政府不许抵抗，这类准备与动员也该禁止的。实际上战争打响之后，汪精卫还发表《政府对日方针》称：“军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领土，不丧主权。在最低限度之下不退让；最低限度之上不唱高调，便是我们共赴国难的方法。”

说19路军淞沪抗战是自发行为，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

已经“下野”但保留党内职务的蒋总裁大为焦虑，立即发表声明：“我十九路军将士既起而为忠勇之自卫，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迫燃眉之时，皆应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以与此破坏和平、蔑弃信义之暴日相周旋！中正与诸同志久共患难，今日虽在野，犹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

实际工作也是做了点的：批准张治中领衔，组建第5军开赴淞沪前线；1月30日，国民政府迁都洛阳，定洛阳为“行都”。

2月2日，国民政府批准刚复职为军事委员会常委的蒋介石主持制定的《全国防卫计划》。

2月4日，就在19路军与日军激战方才开始后不久，全国各界均竭力声援上海之时，红军开始攻打赣州。

据彭德怀后来自述：“当时处在‘一.二八’事变的形势下，应当高举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旗帜，以停止内战，开赴抗日战争前线为号召，改变某些具体政策，适应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打赣州不仅没有利用‘一.二八’事变，高举抗日旗帜，在政治上打击蒋介石国民党，反而给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找了借口。”

但当时的彭总大概没有意识到这些，还是坚决开战了。

赣州地势：赣州城墙高厚，自古就有“铁打赣州”一说，三面环水，是三江汇合之地；赣州城墙一边是依贡水而建，而另外两边，环着章江，但赣州城墙和章江之间还有一定距离，只有东面和陆地相连，类似半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