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战争有功，游击战争有功，毕生何奋勇，好教后世继君来。

仔细分析此整个战役得失，就会发现好多关键处：

一、两广战事不突发，后果其实不堪设想。

二、战前无准备，致使劳累三军，千里奔波，两次都是如同赌运气一穿梭于强敌之间，无可效仿之处。

三、 头三仗虽胜，但打击的都是杂牌军，三战加起来俘虏不如一次反围剿打张辉缵的战绩，属战术性胜利，没有打破国军的合围态势。

四、后三战对象除蒋鼎文9师1个旅外，52师也是老杂牌(原叶开鑫部湘军)，19路军战力虽强也不是中央军嫡系。而其中的高兴圩之战按毛泽东的军事观点应该是个败仗：该仗红军号称歼敌二千余，但自报伤亡也达二千。弱小的红军只有每战所获足抵所失才算胜利，拼消耗的结果只能是把自己拼光！

而且按蔡廷锴回忆录中的话，这一仗他打得也很得意，19路军的伤亡更是只有千余人。“逃去”二字也遭蔡廷锴断然否认，事实也是相持。

实际高兴圩之战，红军损失占第三次反围剿全部兵损六千余人的三分之一，应该是个攻未能克的败仗！

三次反围剿是怎么结束的？是因为红军五胜一平（高兴圩之战）打垮了蒋国军进攻之势并把其拖垮的吗？事实是红军本身也疲惫不堪，“两月奔驰，全无休息，疲困已极，疾病甚多”――毛泽东的形容才是当时的红军状态。

其结果国军虽然撤了军，但红军也已经无力继续追击，苏区中央局报告说“我军因各次战役，特别是高兴圩一战损失过大，若继续作战必使精华过损，决定结束三期战争，各部退却之敌只以地方武装担任追击，主力则移瑞金整理。”

三次反围剿国共两军究竟哪个损失更重？红军三万余人战损六千，损失了五分之一，结局是主力无力追击敌人。

国军三十万大军，损失三万，但只占其兵力十分之一，更重要的是国军损失部队主要都是杂牌部队，中央军嫡系主力只损失蒋鼎文部一个旅而已。红军元气所伤远比敌人大的多！

更惨的是三次反围剿中红军高级将领损失惨重，东固追击战打韩德勤的杂牌部队是胜了，可是红三军军长黄公略也给赔了进去！黄公略的牺牲远不是歼敌几千所能抵偿的，这位可是中央苏区不多的战将之一！

四师师长邹平和十一师师长曾士峨也牺牲了，前两次反围剿红军都没有损失高级将领，此外红军中下级干部和战斗骨干损失也很大，致使战斗力在战后很长时间内无法得到补偿。

尤其令人惋惜的是：19路军此时退军是调防于上海，前去应付那里日军日益严重的挑衅，此时损失的两千人没有战死在抗日战场上，令人叹息而且无奈。

但运气这东西是谁也捉摸不定的，帮红军大忙的不仅于“广东事变”，紧接着“九一八”事变爆发了，蒋介石此刻焦头烂额，很长时间内无法顾及朱毛红军，更由于“宁都暴动”，国民党第26路军17000余人，在季振同、赵博生、董振堂等率领下，于江西宁都举行起义，加入工农红军，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红军凭空得了一万七千西北军精锐，赣闽苏区的生存危机终于缓解了。

赣闽苏区红军安稳了几年，兵力迅速发展为七万余人，尤其是林彪，由于其所率红四军的不群表现，自1930年至1932年的三年多，林彪可称战功卓著，随着声名鹊起，其声望也逐渐超过一般军级将领，现在隐隐与彭德怀并驾齐驱了。

但是，对于看重林彪的“伯乐”毛泽东来说，红军的运气不等于这位创始人之一的运气，林彪的名声崛起没能阻止毛泽东的降职，随着党中央高层的权力更迭，毛泽东实际军权迅速被剥夺，一度兴衰，戏剧起伏，政治魔术变幻中，毛泽东竟然被赶出了军队。

（请看下篇：三十、苦难的中国）

三十、苦难的中国

1931年9月18日晚，依据日俄两国在美国签订的《朴次茅斯和约》（事后清朝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除了接受日、俄《朴次茅斯和约》中的所有规定外，还额外送给日本某些权益。）驻军中国的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蓄谋已久的沈阳事变，强占东北三省，由浪荡公子张少帅率领的十几万东北军面对几千日本兵不发一枪一弹，置东北同胞于不顾，跟着少帅，纷纷逃到关内（9月18日当晚事变发生时，那位少帅正在北平大剧院欣赏京戏）。

东北三省很快陷落，三千万同胞霎时间沦落为任人宰割和杀戮的亡国奴。

现在已经弄不清张少帅是否奉令不抵抗，此公后来不惜兵谏坚决抗日那是后来的事，一度的确声称是奉军令断送东北，但一直没有公示所接电文，大概是给结义大哥蒋介石留点老脸吧，但好像张少帅又没有那个“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觉悟，张少帅从来没拿上司的军令当过真事，包括自己的老爸张大帅张作霖，这次面临民族危亡，怎么反倒严守起军纪来了？

不过张少帅到死却是光明磊落，百岁高龄也一再声明由自己承担失土全责，这反倒有点欲盖弥彰的意思，使人不能相信这位当时的中国陆海空三军副总司令，会不经请示蒋总司令敢自作主张丢弃老家。

相反，后来坚决抗日的蒋委员长也没有过严肃军纪的举动，没有因为擅弃国土责备过汉卿老弟什么，看来还应该是自知理亏，把此国家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

国家危难，却给弱小的共产党提供了机遇，以至后来第一次来华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为其国家在二战中侵华表示歉意时，毛主席却不无风趣地说：“我们还要感激你们哩！”

尽管这句话说得非常幽默而风趣，而且无疑是正话反说，但确是当初实情，甚至还要包括之后的“七七事变”，都是日本人于危机关头事实上帮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大忙，使其名正言顺的壮大发展，最后建成了红色中国。

而赣闽苏区的红军则趁在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大大扩充了根据地，并经第三国际批准，于是年11月7日（即十月革命胜利纪念日）在瑞金正式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就任开国首任主席，此后“主席”即成了终身称呼，再染指此称呼的他人则无不身败名裂。

在中国的近代史上，这大概是第一次成功地诞生出了一个国中之国，也是近代史上第一次出现的两个中国（民国初年，蔡锷将军为了反对袁世凯和再造共和，只宣布云南脱离北京的中央政府而独立，没有成立云南共和国）。这大概是中国一国两府或一国两制的雏形，一个政府在南京，实行的是“三民主义制度”；另一个政府在瑞金，创造的是“共产主义制度”。

9月21日，也就是“九一八事变”的三天后，南京国民政府做出决定：“剿共计划，暂予停缓。”此时的国民政府南北受敌，中腹挨刀，中国大地烽烟四起，不过除了孤军抗战的东北抗联外都是自相残杀。

9月下旬，刚被补选为政治局委员的王明决定去莫斯科，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团长，由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洛甫)、卢福坦(后被捕叛变)等人组成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

这是一届没有王明的王明路线政治局，号称为中国“二十八个半布尔斯维克”的代表，比王明还王明，对革命极其狂热。9月30日，这个中共临时中央发表严正声明，指出：“任何外传的朱、毛愿意一致对外的说法都是可笑到万分的谣言，蒋介石才是我们最最不可调和的死敌。”

这是真正的“海归派”，极力主张红军夺取中心城市；强调日本进攻苏联的可能性，把“武装保卫苏联”作为头等重要任务。

为了贯彻中央精神，上海的中央向赣闽苏区派出了中央代表团，周恩来正式到任苏区中央局书记，不用毛泽东代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