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国军十万，兵分八路，分进合击，志在一举荡平赤区，尽歼红军主力，其势头不是号称一方面军的红军所能阻挡的，毛泽东一般不会打这种硬碰硬的笨仗，指挥红军部队实行“球心退却”，转移至黄陂、小布地区。
这就是后来著名的第一次反围剿战役，其实同时遭到围剿的不仅于苏区的红军，远在上海的共产党中央也遭到了更为惨烈的“围剿”，那里的共党几乎没有什么抵抗能力，除了中央保卫局的几次无关疼痒的暗杀，几乎等于待宰的羔羊。
欲生存，只能靠躲藏，日子过得比明刀实枪的苏区红军艰难多了。
苏区的红第一方面军毕竟已经扩军到了生力数万，只要战术对路，三军效命，还是有得一拼的，可惜当时的国军前线总指挥张辉瓒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后方的统军主将江西省主席兼第9路军总指挥鲁涤平，虽被委任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也是这样，没有意识到这不是普通的剿匪行动。
至于国军统帅蒋介石？更是乐观：一帮毛贼，怎能阻挡天兵？
很滑稽，被围剿的毛泽东也是认为自己的麾下才是“天兵”，在他后来感叹第一次反围剿战事时，填词《渔家傲》，词中有句：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
这里的“天兵”无疑是指红军，具体来说，则是形容林彪指挥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四军！
但是，谁能想到，这群天兵刚刚经历过一次血淋淋的自相残杀！
（请看下篇：二十一、无中生有“AB团”）
二十一、无中生有“AB团”
简单的说一下这次中国共产党史、军史上的著名的“窝里斗”―― “富田事件”。
称呼为“福田事件”就有些淡化的意思了，其实应该命名为“福田惨案”或“福田冤案”更为确切些。
事情的起源是由于红一方面军打下了吉安时缴获了部分国民党的档案，据说发现了一张据称是李文林的地主父亲用真名签字的便条，这张字条内容如何已不得而知，然而将李文林与“AB团”联系在一起就此有了“铁证”。
其实肃清“AB团” 从年初就开始了，之后迅速从地方波及到军队，直接导致了红一方面军编内二十军的“哗变”，说是“哗变”都有些冤枉，应该是武装反抗才对。
详细的阐述“AB团”及“福田事件”不可能，那就是另外一本书了，略过又觉得对不起冤死的亡灵，说重了大概不符合现在的“尚无确切定论”，说轻了有些良心不安，咱就本着不轻、不重、避繁、就简略谈一二。
先解释名词“AB团”。
“AB团”的名字来自英文“反布尔什维克”（Anti-Bolshevik）的缩写，全称为“AB反赤团”， 成立于1927年1月，是第一次北伐战争时期在江西建立的国民党右派组织，其目的是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
“AB团”的宗旨，是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取消民主主义。这样一个组织，在成立后仅三个月，就被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发动的“四.二”大暴动所催垮。“AB团”的创建人段锡朋在1931年曾坦白的说：“AB团”在四.二暴动后，一般忠实的同志，纷纷逃避京沪，此时适逢中央（国民党）开始清党，“AB反赤团”之目的已达，非但按诸党纪，党内不得再有组织，即环境之变迁，人事之移易，亦万无可以存在之形势，”。
“AB团”在解体之后，江西尽管还存在着个别的残余分子，但这个组织并没有重建。无论是后来致力于打击“AB团”的汪精卫改组派江西国民党，还是再后来大力肃清“AB团”的共产党，都始终没有得到“AB团”仍然存在的真凭实据。
实际上自1927年4月以后，已经不复存在的“AB团”先是作为汪精卫改组派攻击蒋介石的借口，后又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内部打击不听调教的下级或者上级的理由。――例如导致爆发“福田事件”的“AB团”运动，实际上就是部队特委针对论说是平级别的江西行委开刀动手的序幕。
江西行委是在中央指使攻打大中城市时建立起来的，是“共产党江西省行动委员会”的简称，是以赣西南原地方红军及地方党组织为主组成的，在对待“富农政策”上与毛泽东主政的“特委”看法素有不同，赣西南方面主张执行中共六大关于《没收豪绅地主土地》的决定，反对毛泽东提出的《没收一切土地》的主张。
1929年11月底，毛泽东提出合并赣西、湘赣边界两特委，成立新的赣西特委，并决定将李文林领导的红二、四团合并到彭德怀部另成立红六军。赣西南方面则认为此决定须经中共中央及中共江西省委批准才能生效。1930年1 月，毛泽东任命红四军干部刘士奇、曾山组成赣西特委作为领导赣西南等地的最高机构，但却受到赣西南方面的抵制。
毛泽东巧妙的找到了清除“党内机会主义领导”的机会与理由：那就是给他们扣上“党内农村资产阶级（富农）路线的帽子，进而宣布：党内机会主义领导本身就是地富反革命份子，从而将对敌斗争的口号──打倒国民党、消灭地富反革命，与党内斗争的概念“打倒机会主义领导”顺利地衔接起来，一举获得了镇压的正当性，如此便镇压有据了，消灭也就成了有理。
1930年春，苏区（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地区）开始流传国民党“AB团”进行渗透破坏，其组织已被陆续破获的消息，虽然没见逮住个把真货，但根据地的对敌警惕气氛空前高涨起来，在这样的形势下，清除镇压“AB团”的政策出笼了。
1930年“二．七”会议后，革命恐怖的气氛在江西苏区逐渐形成。赣西南特委在书记刘士奇的领导下，遵照红四军前委《第一号通告》的精神，率先发起“肃AB团”的宣传攻势。6 月25日，中共赣西南特委西路行委印发了《反改组派AB团宣传大纲》，命令各级组织：如发现群众中有动摇表现不好的份子，应捉拿交苏维埃政府究办，凡出来生疏的经过赤色区域必须严格检查，如有嫌疑应即拘捕交苏维埃政府，赤色区域内的民众流通应持所属苏维埃通行条子。
《大纲》同时号召“实行赤色清乡”和“赤色恐怖”以“肃清红旗下的奸细”。
1930年7 、8 月间，“肃AB团”迅速从基层清洗转移到上级机关。8 月，李文林出任新成立的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在打“AB团”的积极性方面，李文林并不输于特委书记刘士奇，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10月，毛泽东开始关注地方党组织的打“AB团”行动，此时赣西南三万多共产党员中已“开除的地主富农有一千多人”，消灭了“一千多AB团”。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1/4 被打成“AB团”，大多被杀，这里面也有李文林的“功绩”。
但是，毛泽东看来还是不甚满意。10月14日，毛泽东在吉安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通报他对赣西南党的状况的看法及准备采取的措施，信中指出：近来赣西南党“呈一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份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充塞领导机关。……为“挽救这一危机”，决定进行一场以“打AB团”为号召的肃反运动，以对赣西南的党团机构“来一番根本改造”。
共产党赣西南的党团机构在劫难逃了！
毛泽东作出了一个惊人之举：在凭“据”镇压李文林等赣西南领导人之前，率先在自己指挥的红一方面军（红一、三军团）中进行大清洗，开展“打AB团”运动。
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期间，红一方面军迅速发动“快速整军”──其主要内容就是在师、团、营、连、排成立肃反组织，捕杀军中地富出身的党员和牢骚不满份子。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在四万多红军中肃出4 400 余名“AB团”份子，其中有“几十个总团长”（指“AB团”总团长），这些人被尽数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