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烈士没蒿莱，生死艰难度外。

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

辉煌胜利尽开颜，斗志不容稍减。

毛泽东看后，用红铅笔在“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下面重重地划了二条粗杠，并打了一个问号，淡淡的说道：“这是历史公案，不要再翻了。”

也就是，四十年了，再折腾旧事还有啥意思？事实上不还是把红军的“铁军”交给了你吗？从四军的一个纵队长，越级提拔为四军军长，还用再说些什么？

但当时为二十三岁的四军军长林彪配备副手却并不容易。

在私人交往方面，林彪属于性格内向、不善交流的人，这点不大讨人喜欢，朱德、陈毅就更不用说了，据他们自己后来说，甚至“很反感他”。聂荣臻聂帅后来批判林彪时说：林彪“独断专行，排挤同级政工干部，当连长时看不起营长，当营长时又反对团长，有非常浓厚的个人主义”。

这点没有冤枉林彪，林彪对待能力不如自己的直接上司，难得尊敬，对待党派来的代表、政委，林彪几乎是当作自己的副官使用，指挥作战，一般是不允许政委指手画脚的，参谋长就更不用说了，仅是个部队主官的秘书而已。

这点难说对错，战事拍板方面，林彪当仁不让，无疑也将难以预料的责任担了下来，常战谁能常胜？逢败绩责任谁担？

挑来挑去，毛泽东看中了罗荣桓，罗荣桓出任红四军政委后，其实也就是担任的政治部长、后勤部长、宣传部长、甚至保卫部长的角色，把军中政治工作、宣传教育、军事训练和后勤保卫等各项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无可挑剔。

林彪得以专注于指挥打仗和钻研战术，两人之间当然相安无事。毛泽东得悉此况，竟然没有反感林彪的“部队一长制”，倒是十分高兴，对身边的同志说：“谁说林彪难缠？罗荣桓在四军，不是跟林彪团结得很好吗?”

对毛泽东的夸奖，四军政委罗荣桓也只能打掉牙咽到肚里，据说在某些私下场合，罗荣桓曾这样形容与林彪共事，“和林彪共事等于判无期徒刑”。――这倒容易理解，一个无实际军权的政委，只能老实的埋头于杂务，估计没人会感觉舒服。

不过罗荣桓也应该庆幸：后来以政治主官获得元帅军衔的，仅有罗帅一人，设想，假如不是跟着林彪委屈的干政委，罗政委荣登帅位有可能吗？

1930年夏，全国红军在中央的指示下，开始了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所控制地盘不断扩展，能养得起的部队也随着急速膨胀。这本来属于好事，形势一派大好，但福祸历来相依，大好局面给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增添了信心，也使党中央认为自己先前的路线是绝对正确的，实践证明了中央决策的伟大、英明。

中央的指示又到了：攻打大中城市、夺取湘鄂赣三省首先胜利，进而打出一个红色中国！

中央命令红一军团攻打南昌，红三军团攻打长沙。

对于红军此次的大动作，毛泽东不无忧虑，进军广昌的路上，倾心于游击战的毛泽东用填词表达了自己的疑惑与无奈：

《减字木兰花》：

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

此行何去？赣江风雪迷漫处。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

赣江风雪迷漫处！一句“雪里行军情更迫”让谁都能感觉到：造成迷漫的不仅是赣江的风雪，还有那“昨颁”的“命令”――“十万工农”前景迷茫！

尤其是，打下了吉安，还直接导致了红军自相残杀的惨剧：清除“AB团”！继而引发了令后人苦涩的“福田事件”。

（请看下篇：十九、转战湘赣的武装示威）

十九、转战湘赣的武装大示威

1930年时的毛泽东地位及处境甚为微妙。

毛泽东当了共产党“三大”一届的中央执行委员，“四大”便落选，“五大”只是个中央候补委员，不久还被决议开除出中央，但莫斯科的“六大”却又重新被选进中央委员会，这中间的重要因素无疑是由于赣闽边区武装斗争的成功。

所以，深深明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毛泽东极为重视军权，红四军的“七大”其实是一次毛泽东争夺部队指挥权的落败，但有赖于林彪在军中的支持，尤其是“六大”中央在关键时刻的表态，毛泽东得以反败为胜，于“古田会议”之后重新执掌帅印。

但这次四军“九大”却开了一个危害极大的先例：且不论红四军“七大”对错与否，但它从组织程序上是合法的，会议的过程是民主的，现在党内民主程序遭到了践踏，少数服从多数成了一句空话，下级服从上级被无限强化，服从中央被绝对化，毛泽东不久便会苦涩的自食其果。

事实上，强调绝对服从党的领导的毛泽东本人最讨厌上级党的领导，并不情愿事事照党的要求去做，对中央和湖南省委的一些指示，毛泽东总会设法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独立，比如中央几次要调他，他都不予理睬。――这的确是特殊时期特殊的滑稽现象：喜欢对下独尊、对上不服从的人在强调“党的领导”，岂不是有点令人啼笑皆非？

表面上的“前委”“军委”设置之争，实质上的军权之争，被重新成为四军“一把手”的毛泽东重新定性了，这说明毛泽东对四军“七大”落选始终耿耿于怀，不但当时甩手离开，而且之后给这次落选冠以而“少数同志们历来错误路线的结果，两个指导路线的最后斗争。”――这是毛泽东给林彪信件中的原话。

但被投票落选，无疑是把少数与多数颠倒了，“七大”时的朱德代表的应该是多数。

这种思想甚至堂皇写进了党的决议，后来1931年４月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决议第一号给四军“七大”定性：“流氓路线曾经在四军七次代表大会正式进攻，起了领导作用，统治了前委，党的正确路线，一时失败。经过八次大会，特别是九次大会严重奋斗，流氓路线的领导又从事实上宣告破产，正确路线对于流氓路线的坚决斗争，才在这个时候作了一个总结。”

把党内争论定性为“路线斗争”，把不同的意见称为“流氓路线”，此先例害莫大焉！其实“庐山冤案”、“十年浩劫”等内斗，甚至差点危及国家生存的“大跃进”，都是那时种下的恶果。

但是，林彪当时对毛泽东的始终支持，却难以给予“对错”或“投机”之定性，毕竟在党的会议上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不是什么坏事，比背后谈话点名要光明正大多了。

对待中央制定的“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毛泽东在服从时也有所保留，出兵是必须的，毕竟“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等口号太鼓舞人心。

保留则表现在对命令执行的具体实施上，部队从汀州出发时，地方武装被全部留下，还有大量的枪支弹药――中央规定的是全部集中；再就是对部队下达的命令，据当时任林彪的四军所属三纵队司令的萧克回忆：上面给的命令是“窥袭南昌”，“这个话很灵活，可以理解为有利时就乘机进攻南昌，也可以理解为远远攻击一下，起威慑作用。”

实际结果是林彪于8 月1 日那天，指挥一部兵力攻击了在赣江西岸的南昌牛行车站，隔江向南昌城放了一阵子枪，向南昌的国军示威而已，据说这是为了纪念“八一”南昌起义。

这次远出攻击“大城市”的行动，与其说是出击，不如说是表演给党中央看的，实际上南昌也的确不能去强攻，南昌驻有国军6 个整团，凭当时红一军团的实力，是不能轻易去招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