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一个重要的人物在红四军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中共中央派来红四军工作的刘安恭。
刘安恭，四川人，早年留学德国，曾在四川省当过邮政局长，后来加入了共产党，南昌起义后，到苏联学过军事，在军事上有一套苏式理论。
由于他是苏联回来的，又是中央专派来四军的，所以一到便就受到推崇，被前委任命为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后来在红军入闽攻克龙岩城之后，由于地方工作一度繁忙，前委决定成立临时军委，并决定由刘安恭任临时军委书记。
刘安恭现在是正宗苏军科班出身，当然主张搬用苏联红军的一些做法，在他主持的一次临时军委的会议上，竟做出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他事。――这是地道的下级作决定限制上级的领导权，且不说合法与否，但却就此引爆了四军早就在酝酿中的矛盾，一场导致毛泽东撂挑子的争论就此爆发！
5月底，永定国民政府的省防军第二混成旅黄月波团弃城而走。红四军开赴永定的湖雷、金丰等处游击。前委与军部驻湖雷。
这时，四军中一大部分官兵对前委的不满开始公开化，正式在前委会议上提出，要求恢复正式四军军委。并且引发了对党的工作范围、党的组织指导原则的争论。
以刘安恭为代表的主张设立军委派的意见：既然有四军，就应当有四军军委；建立四军军委是完成党的组织系统。而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代替了群众组织”，甚至指责前委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的倾向。
朱德、毛泽东对刘安恭的态度截然不同。朱德表示赞同刘安恭的意见，并且认为军委与前委分清彼此的职权范围，有利于工作的开展；毛泽东则坚决反对，他认为这不是简单地分权问题，而是从根本危及党对红军领导的重大原则问题。
朱毛两人的对立态度导致争论进一步升级，使红四军高层分歧公开化。在这场争论中，一向沉默寡言并且以往只关注军事的林彪表现出鲜明的立场，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主张废止军委机构，由前委代行军委职权。
以林彪为主反对设立军委的意见是：赣南、闽西的苏区地方工作不多，党组织领导工作的重心还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没必要重叠设置机构。硬要成立军委的人也被扣上了“分权主义”的帽子。
实际上，军委也好，前委也罢，实质上是看谁是书记，说到底还是军权之争。
朱德在部队中威望非凡，四军的绝对主力又是从南昌带来的第一纵队，论说应该占绝对上风。但是，一纵纵队长林彪的明确表态使朱毛两方的实力产生了决定性逆转。
朱毛会师时的朱德老部队二十九团已经不复存在，现在二十八团又由林彪代表明确支持毛泽东，这下朱德几乎成了“光杆司令”，现在仅是凭威望及前委内的几个人与毛泽东相抗衡，须知道：现在的四军军中，毛泽东的威信也是相当高的。
争来争去，没争出什么结果，相反，争论反而扩大起来。
6月8日，四军在白砂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讨论正式成立军委的意见，以及相反的临时军委应撤销的意见，表决时，41人参加的前委扩大会，以36票对5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结果刘安恭担任的临时军委书记一职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不但如此，政治部主任一职也没保住，后来由陈毅接替。
白沙会议的结果很出人意外，其实原因极为简单：召开前三小时，林彪派人飞马给毛泽东送了一封信，信中说：“现在四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在群众中是比较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结成一无形的结合派，专门吹牛皮攻击别的同志。这种现象是破坏党的团结一致的，是不利于革命的，但是许多党员还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被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
不用问，这矛头是对准朱德甚至陈毅来的，毛泽东抓住了这个难得“战机”！会议刚开始，毛泽东便公开了林彪的来信，这下林彪顿时处在了风口浪尖。
众目睽睽之下，林彪倒也毫不含糊，他站起来发言，毫不隐讳地声明，自己这封信是专为军委问题而写的。
刘安恭与林彪当场发生激烈争论。刘安恭发言说：“毛泽东总是强调党的绝对领导，按这条标准来衡量朱毛，两人存在很大的差异。朱德是拥护中央指示的，毛泽东总是自创原则，拒绝中央的命令。这次拒绝共产国际和中央二月指示就是一个明证。所以，现在不仅有一个划分前委与军委职权的问题，还有一个红四军是留朱还是留毛的问题。”
针对刘安恭把毛泽东推上了桌面，林彪也开始点名：“关于军委的问题，我信上说得十分明确，理由不再重复。有一点需要指出，朱德一贯喜欢说大话，吹牛皮，喜欢用政客手段和封建手法拉拢部下，形成团伙。这次他支持成立军委就是想借此脱离前委羁绊。”
刘安恭和林彪的对抗使争论进入白热化，红四军的两位主帅不得不表态各自立场。
这方面朱德无疑是弱项，表态的过程被他老人家给发言成了单纯为自己辩解，也许是朱德欲缓解会场上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
朱德解释：“有人说我放大炮，说大话，说过要红遍福建、江西，打到武汉、南京，解放全中国。――这不叫’吹牛皮’，这是为了鼓舞革命斗志。有人说我拉拢下层，常和下面的官兵混在一起，搞所谓的小组织活动，――这是为了和下级打成一片，便于及时了解情况。”
而在这种原则问题上，毛泽东从来就不会谦让的，这是真正的“路线斗争”，毛泽东可称宗师级别，他将早备好的一份书面意见放在会议桌上，最后通牒似的说明：“从机构设置上看，军委不仅与前委重复，而且是同前委分权，更为重要的是动摇了党管理一切的最高原则。现在，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部分负责干部对于决议案没有服从的诚意，讨论时不切实地争论，决议后不仅反对，还要将责任归咎于个人，前委陷入了不生不死的状态。我不愿在不生不死的前委工作。我提出辞职!”
毛泽东这一出乎全体人员意料的举动，使大部分与会者对四军临时军委、刘安恭甚至朱德的做法产生了不满，结果在投票表决中，才出现了36票对5票的一边倒，决定撤销临时军委。
林彪在朱、毛分歧时毫不犹豫的支持毛泽东，这使他拥有了差点受惠终生的政治资本，而朱德则相反，终其一生还是不时需要“说清楚”。实际上，不久之后，朱德就使自己处在了“象征性”的红军之父地位，还就是成了变相的“光杆司令”，即使后来担任红军总司令，长征路上还是不免被部下（四方面军）软禁，甚至差点丢命。
但是，这次扩大会也做了某些折中：接受了毛泽东的辞职，由陈毅代理前委书记，毛泽东成了“专职”党代表。
时年28岁的陈毅一下被推到了真正的风口浪尖，这个被后人视作“夺权”的行动，将使他临终都在认错。
真正不久之后“夺得”军权的是林彪，从此林彪在红军中的分量越来越重，这无疑是因为：林彪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分量愈加重了。
（请看下篇：十五、三下龙岩，再战闽西）
十五、三下龙岩，再战闽西
冥冥之中好像自有天意，蒋桂大战方兴未艾，粤桂之间，战事又起，大家好像都在积极的配合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
1929年5月，粤桂军阀拉开战幕，史称“两广战争”。这时的中国，其实就是老总们各领风骚的时代，说成军阀混战也无不可，但却是幼年的红军得以生存长大的有利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