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兵是迫不得已的，本来四军主力下山是为解井冈山之围，而现在井冈山已经失守，就得重新考虑先前的战略举措对错了。前委开会做出了决定：“乃决定抛弃固定区域之公开割据政策，以对付敌人的跟踪穷追政策”。

做出分兵决定，还与中共中央的遥控有关，在遥远的莫斯科做出的“六大”决议此时传达到了东固，中央要求红军实施遍地开花式的武装斗争。

实际过程却没能落实分兵决议，2 月 25 日，红四军撤离东固，开始只是避战赣军的两个旅，但实际行军中又遇到赣军的围堵，刚喘过一口气的四军不愿意与强敌拼消耗，所以，由林彪一纵队为前锋的红军独自决定：开向闽西，插到了古城与汀州南面的四都坪。

这不是军部的预定方向，但在游击战争的独特时期，军部事先规定：前卫纵队的领导人，可以根据情况临时决定全军性的行动方向。

这时汀州由国军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驻守，旅长郭凤鸣是个闽西土皇帝，听说红军来到了距汀州城80余里的四都坪，又不清楚远道而来的红军虚实，便派了一个团来攻，军部决定迎战，林彪奉命担任正面主攻，此时地利在闽军方面，已经占领了制高点，与红军中间还隔着一条小河，河上有座桥。

不过，由于正逢冬天枯水季节，河水很浅，部队可以徒涉，这地处不利红军的战斗打响后，林彪指挥部队多路直扑敌军。

开始还像点样子，国军甚至还组织了反冲锋，谁知一经交手，全然不是那么回事，林彪的一、二支队分为左右两翼第一次同时突击，国军竞一触即溃，几乎没有什么战斗力。

占领了敌军高地后才发现，这闽西国军装备极差，士兵们手里的武器除了“汉阳造”就是本地土产的老套筒，连挺轻机枪都没有，近战拼刺刀更是没有胆量，与赣军根本不是一个重量级。

这是怎么回事？莫非闽敌有意示弱诱红军深入？

审过俘虏后才真相大白：闽西的地方部队一直没放在国军高层眼里，难得补充，驻守此地的是所谓福建省防军第2混成旅，连二流部队也算不上，红军无意中来闽西却是蒙对了，面前的是一堆“软柿子”。

这下红军大胆了，当晚前委便开会决定：打长汀（汀州）！

长汀是闽赣边界南侧武夷山区一带较大的城市，过去，红军做梦也不敢轻犯，一直向南走就是想避开汀州国军重兵，一旦清楚了这长汀重兵不重，当然不会放过战机――避强的目的就是为了“欺弱”。

这次是三纵队打头阵， 二纵队跟进，林彪的一纵队成了预备队，并且负责对赣军的监视任务。

尾追进入闽西的是赣军张与仁旅，在距壬田一二十里的黄柏圩，与林彪的后卫接上了火，可是，好像双方都很客气，保持接触却并没有什么激战，中午时分，张与仁旅突然集合，回头向北扬长而去。

就在大家都迷惑不解时，前方战报到了：郭凤鸣亲率主力在长岭寨凭险据守。红四军一路直取长岭寨，一路迂回敌后，仅3小时便将这支混成旅大部解决，歼敌2000余人，郭凤鸣被击毙。缴获大批武器弹药，残敌向上杭溃逃。

长汀城下，迂回来到的红军枪声一响，守军就自动溃散，长汀城几乎是不战而下。

后面追兵的“谦恭”也清楚了：蒋桂战争突然爆发，赣军奉命北调参加更大的战事去了。

这几乎如同红军突然有了强大的盟军，可见冥冥之中命运开始照顾危难中的红军。

运气的确不错，长汀比大臾、宁都更大、更好、更富足，红四军在长汀得到了宝贵的补充，士兵们甚至还每人补发了四块大洋的军饷，每人发了一套灰色新军装，还发了绑腿和八角帽――这名扬后世的八角帽就是从长汀诞生的。

在这之前，除了三十一团、林彪部有少量国民革命军的军帽，其余各部都是用各种颜色的粗布缠在头上作帽子的，整一帮拿着简陋武器的包头农民。

军阀混战是红军的运气，3 月 20 日，前委在长汀召开扩大会议， 决定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以赣南、闽西 20 余县为范围，开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并“由此割据区域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

这时，彭德怀、膝代远率红五军到了赣南的消息也到了闽西，红四军于是决定：回师赣南，与红五军重新会合，争取在赣南、闽西站住脚跟，打出一片新天地！

可是，外部环境是有利了，与之相伴而来的却是内部的不谐，红军的灾难远没有到头，这灾难却是源于领导她的中共中央。

（请看下篇：十四、前委、军委之间的奥妙）

十四、前委、军委之间的奥妙

4月1日，出击闽西的红四军回师赣南到达瑞金，与留守井冈山的原红五军会合了，此时井冈山已经失守，彭德怀费尽心力才算突破围困，找到了回师赣南的红四军，整个局势有了好转的迹象。

这时才清楚：留守井冈山的三十二团已经不复存在，以朱昌偕为书记的共产党边界特委，猜测袁文才、王佐大概欲叛变革命，便建议留守井冈山的四军部队协助提前“平叛”，彭德怀答应了，出动部队给予了有效配合。

结果，袁文才和王佐及三十二团被诱骗到了永新县城，毫无防备袁文才被乱枪打死，王佐在逃脱的途中跳入禾水河淹死，三十二团部队遭到各路红军战友的武装围剿，伤亡惨重，残部无路可走，只得向国民党保安团集体投降。

之后，愤怒的三十二团带领保安团调转枪口攻打井冈山，井冈山就此失陷。后来红军也曾多次回来攻打，均因地势险峻而不能得手，中国革命的第一块根据地从此直到四九年都一直成了白区……

还是说瑞金的红四军，就在此时，一个意想不到的变故来到了刚刚开始复苏的红四军：4月3日，前委接到辗转送达的中共中央1929年2月7日信（后称“二月来信”）。

这封信是“六大”中央发来的指示，其指示荒谬绝伦！

中共中央按照中共“六大”时布哈林演说的精神，要求红四军将队伍形同解散般分向农村；朱、毛离开红军，隐匿大的目标，以保存红军和分散发动群众。

前委接到“二月来信”，却不能置之不理，在前委书记毛泽东主持下，举行了前委扩大会讨论来信。会议的结果是标准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由毛泽东代表前委于4月5日给中央回了封信，信中的前委表示：“中央此信（二月来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

毛泽东从四个方面阐明了红军必须集中、领导者不能离开的理由，虽然毛泽东表现出了极大的政治勇气，但也给自己种下恶果：中央开始认定这位迷恋军权的书生不大听吆喝了。

其实当时的党中央也弄不清中国发生了什么，中原蒋桂战争已经爆发，全国乱成一锅粥，按中共中央在4月4日给红四军的指示信中说：红军目前总的任务是扩大游击战争范围，发动农民武装斗争，深入土地革命，朱、毛“若一时还不能来，中央希望前委派一得力同志前来与中央讨论问题”。

这与“二月来信”已经出现了矛盾，中央已经通过这封信否定了自己二月时“部队分散、朱、毛离队”的指示，现在只是想弄清情况。

但是，“二月来信”要求分散游击的指示，却成了红四军中主张分兵游击的人们的有效盾牌，中央的四月来信一时半刻到不了四军军中，执行中央军令否？成了反不反党的试金石。

4月8日，红四军主力及原红五军部队由瑞金进抵于都。前委继续讨论红军行动的策略问题，通过了抓紧蒋桂之间大战的有利时机，分兵发动群众、在赣南创造群众割据局面的决定。

在于都东门外河滩上，召开了红四军、红五军第二次会师庆祝大会，毛、朱、彭、陈都讲了话。其后终于分兵了，彭德怀率红五军回到湘赣边区，毛泽东率三纵队，朱德率一、二纵队与军部，继续在赣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