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达成“政治统一”，就得有向心力，但请你告诉我，这个“向心力”，它到底在哪里呢？

各省诸侯，哪一个不是各怀心思，又有几个真正具备拥护中央的“胸怀”。折腾来折腾去，仍然不过是强者觊觎中原，弱者割据一方。你要他们派代表，可以啊，就派一个人住在南京，不过绝不是帮中央忙，而是来做间谍，探听情报的。

只要他们觉得自己羽翼丰满，根本就不会满足于在国会“吵闹”，一样会用“机关枪”来与你对话。

沉浮这么多年，老蒋早就看穿了这一切，他才不会傻到听信书生之言，主动放下枪，来跟诸侯们讲“温良恭俭让”呢。

但凡有条件，他是绝不会放弃“武力统一”的。当然，换句话说，他如果暂时放弃了，那就是暂时没有条件了。

老蒋不是不清楚，在面临外夷入侵的情况下，内部“武力统一”这条路确实是越来越难以走通了。

西安事变前组织对陕北红军进行大举“围剿”，看似声势浩大，实际也可以看作是老蒋对“武力统一”所做出的最后一次努力。

现在，这个努力毫无疑问是宣告失败了。

一方面，“武力统一”丧失了条件，另一方面，胡适所谓的“政治统一”却现出了黎明的曙光。

黄郛曾评价他的这位义弟说，士不可以不弘毅，而蒋在“毅”方面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剩下来的就是要在“弘”上面多下工夫。

事实上，“毅”和“弘”有时候是很矛盾的。打个比方，如果把当事者看作是一个长跑运动员的话，“毅”是说他有耐力，“弘”则是指他要对不同跑道和路径进行多种选择。

客观地说，你要想跑得尽量远，跑道是不能老变来变去的，否则的话，不仅容易耗损体力，还会影响耐力。可是如果眼瞅着前面这个路径越走越窄，甚至“此路不通”，这时候就算不想“弘”也得“弘”一下了。

就像站在大海边上，老蒋此时突然发现，不管海浪如何反复冲击，有一块岩石始终屹立不倒。

上面写着两个字，叫做“抗战”。

以前，这个旗号都被别人用来反我，现在我为什么不把它拿过来号令群雄，一统江湖呢？

毫无疑问，“抗战”就是那个自己苦苦寻觅而不得的“向心力”。只要把这个旗帜树起来，“国内一切纠纷，都可迎刃而解”。

眼前一亮，真有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春的感觉。

只要善于解放思想，天下事，有何难哉。

此时的老蒋，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维护他的“领袖”地位。如今连国民党的死敌，缠斗十年之久的共产党都可能承认他是领导抗战的“领袖”了，还有谁敢再挑战这种地位和权威？

更重要的是，共产党没有说他不抗日，而是说他“剿共”，只要不“剿共”，人家是肯尊称他一声“委员长”的。同时，共产党希望改组政府，也并不是要把他一脚踢开，而是要让“亲日派”滚蛋，重新组织一个抗战的政府。

这个新政府谁领导？

还是蒋某人。

（759）

老蒋思虑再三，终于点了头，同意实施中共提出的“改组内阁”、“释放七君子”、“联红容共”等要求。

针对两军对恃，剑拔弩张的局面，老蒋也拿出了一个方案，就是在他未回南京之前，由蒋鼎文先行命令中央军停止进军，等他到南京后，再发布手令，将中央军调离陕甘。

拿着老蒋的方案，宋子文再找“三位一体”。看上去，张杨周也对老蒋的态度感到满意。

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似乎已经诞生，只需要等西安方面开会正式通过一下就行了。

但是第二天波澜再起。

东北军内部先起反对之声。这个内部主要指的不是王以哲、何柱国这些“老人”，而是“新近崛起”的“少壮派新人”，比如在临潼负责扣蒋的孙铭九。

西安事变之前，孙铭九不过是张学良手下卫队营的营长，属于大内侍卫的角色，在东北军将官中原本是排不上号的。但西安事变过后，他已俨然成为“少壮派”的首领，连张学良的话似乎也可听可不听了。

从“少壮派”的角度上来说，既然大家都是靠捉蒋扣蒋“一举成名”的，一旦放老蒋回去，无疑就是“纵虎归山”，这老头子能不寻机进行报复吗？所以坚决不能放。

这边张学良刚把昨晚的情形复述一遍，那边会场上就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

有人问道：姓蒋的说得好听，谁知道他会不会真的去做，有什么具体保证吗？

张学良此时已抱定和平释蒋的宗旨，周恩来的支持和老蒋的让步都让他更加坚定了这一想法，眼看骑虎难下的局面即将走出，却意外地遭遇到了来自自己内部的阻力，不由又急又气。

他听后马上逼视对方：你们要什么保证？你说！你说！

语调之激烈一反往常，使屋内气氛立时紧张起来。

如果放在从前，以少帅在东北军中之权威，此时众人就应该噤声了。

然而此一时彼一时，虽然说话的人也感到有些慌乱，但没有一点要退缩的样子。

你不是让我说吗？那我就说给你听听。

老蒋所有答应的这些事，不能等他到南京后再做，在西安就要实现。

第一，撤退中央军，而不只是停止进军。

第二，释放七君子，以取信于民。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还是要签字，然后公诸报端。

有一件他没有做，我们就得不到“保证”，也就坚决不能放。

张学良心里很清楚，这些都是不可能做到的。

你们要知道，我们发动这次事变，对老蒋的打击已经够大了，他自己的地位都岌岌可危，朝不保夕如何履行诸位的要求。现在最重要的，是帮他撑面子，恢复其“领袖”威信，让他“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

但不管张学良怎样解释和说服，双方都难以达成一致，最后会议不欢而散。

会散了，却并不表明众人的情绪会散。

有“少壮派”军人愤然出言：西安事变是我们大家伙提着脑袋干的，早已不是他张杨两个人的事了。

哦，你们想捉就捉，想放就放，闹着玩的吧。如此做法，置我辈生死于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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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言论激烈的提出：这姓蒋的还被我们抓在手上，要我说，干脆，一刀宰了得了。

听到这些话，少帅的神经立刻紧崩了起来，他生恐老蒋有个三长两短，赶紧把原来负责看管老蒋的孙铭九卫队营调开，转而由其他侍卫部队接任。

与东北军相比，第17路军的反响更为强烈。后者的前身就是老西北军，当年蒋冯之战、中原大战，那些刀兵相见的记忆仍然挥之不去，其中下级将领对老蒋“恨入骨髓”，颇多“报复思想”。

东北军说要“保证”，第17路军却说要什么保证，一颗“花生米”了结不就得了。

要不是张学良有所提防，很早就与杨虎城商定，把老蒋移到自己看管的区域，后者现在是不是尚有命在，还真是得两说的事。

受到部下的影响，原本在释蒋问题上就犹豫不决的杨虎城开始动摇了。

曾担任过张学良秘书的高崇民回忆说，张杨合作，杨虎城常有“齐大非偶”的顾虑。

什么叫“齐大非偶”，这也是一个典故。

说春秋时候，齐国国王想把女儿嫁给郑国太子。当时齐是大国，郑是小国。按道理，这是一个应该让郑国太子受宠若惊，倍感荣兴的一件事，但这位太子却出人意料地婉拒了“送上门来的好事”。

理由便是：每个人都有适宜自己的配偶，齐大郑小，门不当户不对，我是配不上您家公主的（“人各有偶，齐大，非吾偶也”）。

此典故收在《左传》上，想来作者左丘明老先生对郑太子是很赞赏的。

都是男人嘛，谁娶老婆也不希望总被对方压着一头，那日子还要不要过了。

东北军无论兵员还是武器粮饷，都远超第17路军，这样的合作伙伴从某种程度上就是对你的一种潜在威胁。

两广事变之初，张杨原计划通电响应，但对陈济棠能否成功，二人心里都无胜算。商量的结果，是由张学良到南京去拜访老友宋子文。

拜访是假，摸底是真，因为宋子文了解很多外界所不知晓的军政内幕。

不探不知道，一探吓一跳。原来老蒋已经在江西搞定了余汉谋，陈济棠垮台要不了多长时间了。

这下，响应是肯定不能够了。摸到底后的张学良并没有马上返回西安，而是到上海去转了一圈。

可你老兄倒是透个底给杨虎城啊，他却没有。一直在西安翘首南望的杨虎城既见不到人，又看不到信，还以为张学良去老蒋那里告了密，急得眼睛都生出了毛病——无论是东北军还是中央军，要对付第17路军都不是很困难的事。

直到西安事变发动前后，照高崇民的说法，杨虎城还是“边合边疑”，十分谨慎小心。不然的话，他也不会在张学良一度迟疑时，“露有惧色”了。

在对待已为阶下囚的老蒋的态度上，张杨也分歧很大。张学良虽然扣蒋，但属万不得已，南京的政要首脑里面，他和老蒋还是最为亲近，所以西安事变后，他对老蒋仍是“执礼甚恭”，不敢有过于失礼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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