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岁，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是“知天命”的岁数，当代社会里，许多人这时已经退休，回家养老了。对于左宗棠来说，却是到了天命之年，他的官场生涯才刚刚起步，显然，机遇留给他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

然而，就在非常有限的时间里，左宗棠不仅成为晚清所有重臣中仅有的三个封侯拜相者之一，更能在关键时刻力排众议,克服重重困难和阻力，以垂暮之年亲自挂帅，收复了已经被他人占领十多年的一百多万平方公里领土，成功地将俄罗斯阻隔在新疆以西，从而避免了俄国占领新疆之后，以那里为基地开始的东侵。如果没有左宗棠力保新疆，一旦俄国从新疆出发沿着长城东侵，必将发生中俄之间的大规模军事对抗，由于敌强我弱，中方毫无胜算，其结果极有可能使中华民族自清代起就只能永远龟缩于长城之内，恢复明朝末年的版图形状。

正因为如此，原南京中央大学历史系主任繆凤林先生说：“唐太宗以后，对于国家领土贡献最大的人物，当首推左宗棠，实非过誉。”本世纪初，美国《新闻周刊》杂志向读者推介了过去一千年来全世界范围内的四十位智慧名人，左宗棠是其中之一。

以上两种评价，前一个虽在中国，却不在当代；后一个虽在当代，却不在中国，这两种评价，目前国内的人们是几乎见不到的。尽管如此，也仍然有不少人这样认为：收复新疆，是整个晚清史中唯一的亮点。的确，五十岁才步入官场的左宗棠以自己对祖国的贡献所打造的高度，是与他同时代的另外两位重臣曾国藩和李鸿章所无法企及的。

左宗棠出仕以后仅两年多就位至总督，然而，他毕生清廉，不仅从来不用手中的权力去为自己谋取经济上的好处，相反连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合法“工资”也被他用于国事、用于百姓和士兵而随手散去。新疆之役中的三位前敌主帅，战后一直在清贫中度过，临终时个个一贫如洗，没有棺材入殓，这方面的史料，读来令人震撼。

然而，从新疆前线回朝的左宗棠，得到的并不是鲜花和掌声，迎接他的是政敌的排挤和宵小的捉弄，仅仅过了几个月，他就被排挤出北京去了金陵。中法战争爆发之后，为了不让他影响和谈，左宗棠又被调离握有实权的两江总督职务，再度前往北京担任军机大臣，刚到北京不久，又被调往福建，最后在福州任所逝世。

新疆之役被有些人认为阻碍了中国海军的发展，是没有海权意识的产物，那场胜利是以牺牲北洋海军的建设为代价取得的。非常耐人寻味的是，1885年，左宗棠在临终前留下了这样一份遗折：

“方今西域初安，东洋思逞，欧洲各国，环视眈眈。若不并力补牢，先期求艾，再有衅隙，愈弱愈甚，振奋愈难，虽欲求之今日而不可得。伏愿皇太后、皇上于诸臣中海军之议，速赐乾断。凡铁路、矿务、船炮各政，及早举行，以策富强之效。

然居心为万事之本，臣犹愿皇上益勤典学，无怠万机；日近正人，广纳谠论；移不急之费以充军食，节有用之财以济时艰；上下一心，实事求是。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这时，距甲午战争还有九年，这九年风平浪静，对中国来说，是发展海军的极好时机，如果当时的中国真的能够像左宗棠在这份遗折中所说的那样，“奋力补牢，先期求艾”，“移不急之费以充军食，节有用之财以济时艰”，仍然不可能获得后来那场战争的胜利，而只能“愈弱愈甚，振奋愈难”，最终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吗？难道中国要想避免后来那次失败，只有放弃新疆一种选择，只能以失去五百万平方公里以上领土的代价，去“发展海防”吗？

左宗棠从晚清开始，一直就是一个饱受争议的人物，即使像收复新疆那样的历史事件，也遭到抨击并且被做了最大限度的冷处理而束之高阁，更遑论其它了。

晚清是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时期之一，官场中的游戏规则是：一个人如果不能趋炎附势或同流合污，那么只能出局或者去坐冷板凳，左宗棠从来不去理睬这些官场规则，却没有在政敌的攻击中倒下,并且能够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极大地维护了祖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在晚清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种情况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本帖将对晚清以来对左宗棠的种种评价进行一点探讨，以寻求历史的真相。

需要事先声明的是，左宗棠毕竟是一个生活在封建时代的历史人物，必然受到那个时代的历史局限，他的立场、观点，按照今天的政治标准衡量，当然有许多格格不入之处。本帖不打算探讨这个人物是否符合一百多年之后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和政治标准，只想寻求真实的历史，还原历史的真相，至于其间的是非功过，则由网友们根据自己的阅历和经验去进行辨别和判断。

笔者自知见识粗浅，疏漏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各位网友不吝指教。

一、他和进士资格，只有一个名额的距离

如果有人问：在中国所有的历史人物中，谁和“举人”这个名词的联系最为紧密？答案恐怕非左宗棠莫属,这样的答案是当时的某些势力炒作取得成功的一个范例。

左宗棠在晚清的官场中是非常孤立的，可谓势单力薄，而他的政敌则十分强大，强大的政敌们总是不遗余力地对他进行攻击，却又很难找到切入点，于是，像他没有考中进士这样的题材，当然就不可轻易放过，经过反复强调之后，左宗棠的名字，便紧紧地和“举人”这两个字联系在了一起。

我们不妨看看晚清的另一位重臣袁世凯的情况，袁世凯家境优越，他的养父为他自幼便聘请了名师，希望他能够在科举道路上有所成就。但是，由于读不进书，经常逃学，他的成绩总是不如人意，经过两次乡试都没有考中举人，自知不是读书的材料，便“弃文从武”，另谋出路，干脆不读书了。袁世凯飞黄腾达之后，被称为“文武全才”，不仅继承了李鸿章的衣钵，成为北洋的掌门，成为那个时代举足轻重的人物，最后还当上了“洪宪”皇帝。

袁世凯的“非举人”问题，从未引起人们的关注，而左宗棠的“举人”话题，则被紧紧抓住不放，有的场合，“举人”甚至成为左宗棠的代名词。如果将左宗棠和袁世凯做个对比，在科举成绩上的“待遇”，差异是非常明显的，从这种差异之中，我们也可以稍微领略一下从左宗棠的“举人”问题中所透出的浓浓的炒作气味。

前些时候，天涯上一个帖子，不仅提出左宗棠没有考中进士，还谈到了左宗棠就连秀才资格也是买来的，这种“内幕”的揭示，似乎进一步证明，他的学习成绩的确是很成问题的。

这个帖子所披露的是一个真实情况，左宗棠的秀才资格的确是花钱买来的。这样，似乎就有必要探讨一下左宗棠的学习成绩到底怎么样？是否真的和袁世凯同学差不多？[待续]

[续前]

左宗棠出身于一个贫寒的耕读世家，代代都是在乡间务农的读书人，他的父亲是个乡间的私塾先生，也就是说，左宗棠出身于乡村教师家庭。他从小开始学习四书五经，十四岁的时候，就参加了县试，获得第一；十五岁参加了府试，名列第二，按照这样的成绩，即使在一个府所属的几个县里，总共只录取两名秀才，他也可以榜上有名，因此，取得秀才资格，应该是铁板钉钉的事了。然而，就在最后一关院试的时候，天有不测风云，忽然从家中传来母亲病危的消息，左宗棠匆匆离开了考场，与到手的秀才资格失之交臂。

不久，母亲去世了，按照当时的规定，父母中一人去世，就必须在家中守制，三年不能参加科举考试。接下来，三年未满，他的父亲又去世了，这样，便一共在家中服丧五年，没有进入科举考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