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魏统一北方的过程中，最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场战争，是发生于魏登国十年(公元395年)十一月著名的参合陂之战。时年二十五岁的拓跋珪在参合陂一举全歼了后燕的八万精锐步骑兵，这近乎是一代枭雄慕容垂的全部家当。如血残阳下，七十霸叟慕容垂在参合陂悲壮的号哭，不久病死。从此，曾经风光无限的鲜卑慕容部一蹶不振，逐渐退出了波澜壮阔的历史舞台。
拓跋珪做为一代开国雄主，死的非常突兀，甚至搞笑。他强行娶了自己美艳的姨妈贺氏，生下了“凶狠险悖”的孽子拓跋绍。后来拓跋珪想杀掉姨妈，拓跋绍为了救母，挺而走险，一刀将老爹送上西天。拓跋绍的人品太差，宫里宫外都不服他，所以拓跋绍之乱很快就被拓跋嗣平定，拓跋嗣继位。
拓跋嗣在知名度本就不太高的北魏皇帝群中更加显得落寞，远没有他的儿子拓跋焘出名，但他同样从实力强大的宋朝手上强行抢下河南，没有两把铁刷子是不行的。
一帝国黄昏——北魏王朝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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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跋焘是南北朝时代少有的霸主，他的人生，就是一部浓缩的战争史。公元424年，大破柔然；公元431年，灭夏；公元436年，灭北燕；公元439年，灭北凉；公元451，与刘义隆联袂上演了让人血脉贲张的魏宋大战。
在南北朝对峙形势出现后，鲜卑魏帝国已经基本失去了再南下扩张的可能性，宋朝的块头太大，只能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零敲碎打。所以在拓跋焘死后，北魏开始了由扩张向守成的转变，这也是符合北魏自身条件的战略定位。
在文成帝拓跋浚、献文帝拓跋弘、孝文帝元宏统治的近五十年间，北魏很少发动对宋战争，而重点则是汉化改革，鲜卑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汉化运动就发生在这一阶段。北魏汉化运动其实早在拓跋珪时代就已经开始，只是一个历史结果需要一段历史进程来证明，一口吞不下大馒头，就是这个道理。
北魏第二阶段的汉化运动的主导者，有两个人：北魏孝文帝元宏和他风华绝代的祖母冯(太皇)太后。因为元宏即位时只有五岁，政权实际上把执在冯太后手上。
鲜卑政权的汉化改革，是一场鲜卑贵族阶层与汉族贵族阶层公开的政治斗争，这次汉化运动受到了来自鲜卑贵族阶层强大的阻力。身为汉人的冯太后以铁腕手段坚持推行汉化改革，丝毫不向旧势力妥协。而元宏虽然是鲜卑人，但他的母系血统却以汉人血统为主，他本人继承了祖母的改革基因，义无反顾的推行汉化。
北魏中期的这场改革运动，主要表面在三个方面：
一、经济方面。最典型的时代标志就是“均田制”的实行，时间是魏太和九年(公元485年)的十月。均田制实际上是对当时土地所有权的一次明晰，或者明确一些说，是将土地收回国有。政府规定：男丁十五岁以上，可以得到不栽树木的露田四十亩，妇女减半。这些土地是不能在家庭内部传承的，如果田主犯事或身没，政府将收回土地，但桑田可以世代传承。
二、行政管理方面。最典型的时代标志是“三长制”的实行，时间和均田制基本上是同时出现的。三长制其实是改革派与鲜卑贵族阶层在社会资源占有方面的一种妥协，三长制的内容是“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长取乡人强谨者。”他们的具体任务就是征收地方税赋，取消了地方豪强的财政收入。不过由于当时鲜卑贵族阶层对此反对极为强烈，所以政府同时规定贵族豪强可以享受一定程度上的特权。但整体上来看，三长制的推行，是北魏加强中央集权的一次重要举措，而且历史影响也非常大，北朝、隋唐的地方村镇行政制度也基本沿用三长制。
三、社会风俗方面，这也是汉化改革的重中之重。元宏本人非常仰慕先进的汉文化，不顾以穆泰、拓跋丕等人为首的守旧鲜卑贵族阶层的极力反对，在汉族地主阶层的强烈支持下，推行汉化。具体内容是：1、迁都洛阳；2、鲜卑人全面接受汉文明，穿汉服、说汉话、取汉姓、以汉人聚居地为户籍所在地、鲜卑贵族要和汉族高门大姓通婚。甚至包括鲜卑人死后必须葬在中原(丈夫在汉化之前葬在代北之遗孀，死后可还葬代北。)
第一章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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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宏认为鲜卑人如果想要发展进步，就必须接受先进的汉文明，除此之外，没有第二路可以走。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北魏汉化改革极大的打破了各民族之间的心理壁垒，推动了原来互相猜忌的各民族之间的大融合，为汉文明在北中国的进一步确定统治地位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历史的发展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总会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反复，甚至是全盘否定正确的路线。这次汉化改革激起了鲜卑各阶层的强烈反抗情绪，不能就此指责他们固守陈规，毕竟老祖宗传下来的生活习惯，不是靠一纸公文就能改变的。
对元宏的汉化改革，大量鲜卑贵族和维护鲜卑贵族阶层利益的汉族大臣群起而攻之，而地方上的普通鲜卑人阶层也对此极为不满。元宏率鲜卑贵族南下接受汉化，这部分鲜卑人可以称为“南迁鲜卑”，而在北魏与柔然接壤的六镇，还有人数众多的鲜卑人，也可以称为“原住鲜卑”。
在鲜卑汉化的过程中，南迁鲜卑得到的政策照顾远远高于原住鲜卑，北魏甚至把在政治斗争中失败的大将贬到六镇当镇将，足见南迁鲜卑和原住鲜卑的地位差距。所以这也激起了原住鲜卑的不满，他们拒绝接受汉化，依然从鲜卑旧俗。
在北魏推行汉化至北魏灭亡的四十年间，本来同根同脉的原住鲜卑和南迁鲜卑渐行渐远，南迁鲜卑已经和汉人没有区别，但原住鲜卑依然在大漠草原上孤独的坚守着。双方的文化心理认同的对立，最终导致原住鲜卑对汉文化的全面反攻，高欢、宇文泰，这对枭雄双璧，就是这方面最典型的代表。
不过在孝文帝时代，两支鲜卑的矛盾并没有激化，最多是分道扬镳，各走各的通天大道。至少元宏本人对原住鲜卑的反抗也有所妥协，他“理解”有些鲜卑人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旧俗，所以同时规定：“其年三十已上，习性已久，容不可猝革。”三十岁以上的鲜卑人允许讲鲜卑语。实际上这也是元宏的无奈之举，他知道，有些人不愿接受汉化，再过三十年，他们依然是不会有任何改变的。
如果不是因为推行汉化，历史也许记不住这个割据政权的青年皇帝。齐武帝萧赜从能力和治绩，丝毫不比元宏差，可萧赜和元宏的知名度相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元宏在位时间不算短，二十九年，但他却只活了三十三岁，就撒手人寰。但元宏在他的有生之年做了许多轰动历史的大事件，这足够了。人生如白驹过隙，转眼之间不过几十年，能轰轰烈烈做一场大事业，此生还有何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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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太和二十三年(公元499年)四月初一，孝文帝元宏去世，太子元恪继位，就是北魏宣武帝。元恪时代是北魏累世强盛期的最后一个阶段，在他统治的十六年间，北魏帝国如同打了鸡血一般，莫名其妙的亢奋起来，将南朝的梁武帝萧衍打得灰头土脸。虽然元恪时代也有钟离之战这样的空前惨败，但北魏与梁朝的竞争中，整体上还是占上风的。
北魏帝国的这一管“鸡血”，其实就是孝文帝汉化改革后，汉族地主阶层对北魏强烈的心理认同感的成果。汉化之前，汉族地主阶层对鲜卑政权若即若离，一代智圣崔浩的“国史案”何其惨痛！
之前的北魏是一个标准的鲜卑贵族政权，汉化之后，北魏已经华丽的蜕变成为一个标准的汉人式王朝。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汉族地主阶层与北魏拓跋政权融为一体。梁朝名将陈庆之北伐，收复洛阳后，身为汉人的杨怀慎鄙夷的称继承汉文化正统的南朝为岛夷，骂萧衍和陈庆之为吴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