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导师找我，说有一位中国人将被转到我们系的心理保健中心，这位中年中国妇女被发现自残继而又被怀疑有严重的心理健康障碍，但是她几乎不会说英文，后天下午过来接受检查和治疗，问我可不可以临时做他的翻译，我先是震撼了一下，不知道这位同胞经历了怎样的故事回去自残，既然是同胞，去帮忙我是义不容辞了，况且还能跟着导师一起学东西，于是我立即答应了。

第二天上午导师给了我一些关于这个病人的资料，又给了我一些相关的学术文章，让我有空时简单看一看，这个中国女人51岁，在一户台湾人家里做住家女佣，近几个月经常被雇主听见夜里大哭，然后前几天被雇主发现手臂上几处刀伤，也没有处理就那样干着，雇主试图询问，她很生气进了房间并锁上门，雇主报了警，丨警丨察来把她送到就近的诊所治疗，诊所医生怀疑她有心理疾病并把她转到我们学校的心理保健中心。51岁，跟我妈妈差不多年纪，我心里对这个病人充满疑惑和同情，等着明天看到底怎么回事吧。

中午打算去附近的披萨店解决午餐，正好碰到叶子，于是一起过去，吃晚饭回去，走在校园里远远看见一个气质美女迎面走来，走得挺快仿佛在赶时间，旁边好多路人都侧目盯着她看，我也不免俗一直盯着，近了一看，居然是Dr. F！墨绿色中袖衬衫，浅灰色及膝裙子，脚上是一双灰色高跟鞋，衬得愈发高挑了，她认出了我并走向我，有几个人又向我看来，大概在想谁那么幸运认识这个尤物，我停下脚步对她笑着，她也很好看地冲我微笑，露出一排贝齿，

“Hi！你好吗？你是这里的学生？”

美国人的这个“How are you?”通常只是一句见面时的客套话，于是我选择了她的第二个问题回答：“Hi！是的我在这里读书，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把一位病人转到了你们学校的心理保健中心，有些手续上的问题趁午休时来解决一下，现在的医生一半时间都在填表格了。”她有些无奈地笑着说。

我想起明天的那位中国妇女，虽然很多精神病人都是由家庭医生转来的，我还是有种感觉那就是我明天要接触的病人，于是试探性地问：“有没有可能是一位50岁左右的中国女人？”

“是啊！你怎么知道？”她亮晶晶的眼睛倏地放大。

“她将由我的导师治疗，而我将成为他们的临时翻译。”我有些自豪，庆幸自己当初选了这个专业。

“哦！多么小的世界！你是Prof. X的弟子？我经常和他接触，他很棒！你也很棒！”她显然很惊讶，但不忘华丽丽的赞美之词，美国人大概是最不吝惜赞美之词的一个种族（oops!我是不是也犯了敲种族图章的错误？）。

“谢谢你。”我傻笑。

“那回见了。”我总觉得自己应该主动说再见，因为看见她刚才走得匆忙。

她顿了一下，继而笑了：“回见！”

我拉着叶子要走，她突然又把我叫住：“Ms. Shu?”

我的小心肝啊，跳漏了一拍！

“Yes?”故作平静

“Thank you for your help. I still owe you a big one and I’ve been keeping it in my mind.”她看着我，温和的大眼睛一闪一闪，哦！她好美！唉！她是女人！

第二天下午三时,中国女人潘秀莲在丨警丨察的护送下来到了保健中心,她暂时寄住在中餐馆做厨子的弟弟家中,为了防止再一次自残或者伤人,每天由丨警丨察看护着。像很多华人一样,她表情严肃,紧闭着嘴唇,每个眼神每个小动作都宣布着她的提防心理,而她的遭遇使得这些特征更加明显,以至于给人一种十分粗鲁的感觉。

我是第一次参与心理治疗，前面说了我的专业其实跟导师在不同的方向，但又互相关联。潘秀莲很不配合，这个连我都能预想到，导师耐心地试着跟她建立信任关系，但她完全不买账，不但守口如瓶，还指着我问我为什么要给鬼佬工作，她说话华南口音很重，普通话有点吃力，只是不停地重复“我唔有什么好讲的啦。。。手臂上系切菜切到啦！这些鬼佬天天大惊小怪的。。。”

第一天沟通失败，我觉得很受挫，导师说这再正常不过了，耐心就是胜利的最好武器，第二天还是如此，她拒绝回答导师提出的任何问题，说我们才是神经病，一点点事情大惊小怪，说整个美国都是神经病，导师很认真地记录着她的牢骚话，我知道那将成为他有限的分析论据和突破口，第三天，又是无用的苦口婆心，说实话我觉得这对我自己的精神都是一种巨大的折磨，我怕时间久了她没被治愈，我倒疯了，可是就在我绝望的时候，就在第三天谈话时间快结束的时候，她突然指着我说：“要我说说也可以，但是我不跟鬼佬说，我就跟你说！”

我瞬间惊呆了，不知道怎么处理这突如其来的状况，她要跟我说？说实话我当时第一个想到的是她会不会趁没人时拿刀捅我之类的，正当我的大脑乱糟糟地上演小电影的时候，导师说“完全没问题，我这就去通知他们今天延时，我把这个房间留给你们两个人，Tong,你暂时出来一下。”

我把导师的意思翻译给了潘秀莲，并保证我两分钟后就回来，因为我猜导师立即延时是怕她第二天变卦，那么我出去的时间也是越短越好，潘秀莲答应了。

出了门导师果然快速跟我说，不要担心，就像家常聊天一样，做好笔头记录，他信任我。

我运了运气，又走进那扇木头门，坐下来，对潘秀莲说“好了，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个中国人，你有什么委屈请尽情跟我地说，我一定帮你。”

潘秀莲鼻子里哼了一下：“帮我？你一个女学生怎么帮我？我只是不想再跟你们耗时间了而已，我还要出去挣钱呢。”

那时候我觉得她的脑子比我的还清醒。

想了想，我说：“潘阿姨，现在没人我叫你潘阿姨好吗？我的妈妈跟你一样的年纪，不知道你有儿女吗？”

她看了看我，“死咯！”

我赶紧记在心里，这时候做记录显然是不明智的，当时我在心里努力地想：倪萍阿姨，你在哪里啊在哪里？

我知道我也没必要做痛苦的表情，因为她压根就不看我，自始至终她都瞪着桌子旁边的墙，仿佛那里有一个我看不见的第四维空间。

“能告诉我他/她是怎么过世的吗？”

潘秀莲硬生生地给了我一个答案，仿佛这事情已经太过久远，仿佛她在那以后已经经历了太多苦难，以至于这件事情已经触碰不到她的神经。

“潘阿姨，你是做过妈妈的人，我是做女儿的人，看到你的资料时我就想起了我国内的妈妈，我很想她，我已经一年多没有回国了，你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尽管我没有权、没有势，你相信一个做女儿的人不管怎样都会用尽全力去帮助一位母亲吗？”

潘秀莲没有做声，这是个好兆头，看出她在进行思想斗争，我没有说话，让她自己去想。

过了一会儿她幽幽地说“小妹，你帮不了我的，鬼佬不会让我们好好过的，我的命太苦了。。。”我仿佛看到她的眼圈有点红了，我的心也揪了一下，虽然排华运动已经成为历史，这些生活在自己ghetto的、没有和主流社会交流能力的移民何不无时无刻不感觉到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歧视呢？就算高学历高层次的华人又怎样，依然会有一些隐性的不公平，无处不在。

“阿姨，没有人有权利‘让’你过好或者过不好，你和他们一样都是社会上的一份子，不能因为你没有语言能力就不去争取自己的权利，现在我们起码可以帮助你说出你的委屈。。。就先说说你是怎样来到美国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