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无寸铁的老师站在讲台上，面对着几十个性格迥异，家庭环境复杂的学生，不能骂更不能体罚，批评也要小心翼翼，绕开各种敏感字眼，生怕伤害了学生的幼小纯洁的心灵，一不小心有学生离家出走，跳楼吃药，批评过他的老师纵有一千条命都死无葬身之地啊！
除了管班上课，不出安全事故已经是高难度了，你还敢奢望你孩子的老师有创意，懂得用最新的教学方法和理念去贯穿教育和教学过程吗？
读师范的学生素质本来就不是最优秀的，顶多就是中等偏上一点，况且在这种教育体制下的老师，一天到晚忙着应付各种各样的检查，鸡飞狗跳地搞各种活动，哪个老师还有心思和精力去改进和创造更好的教学和教育呢？
残酷的现实面前，什么教育理想，什么教育情怀，滚一边去吧！
清华大学的前校长梅贻琦在1931年的就职演说谈到：“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谓之也，有大师之谓也。”
有道是，名师出高徒。
没有优秀的老师，哪来优秀的学生呢？
每每想到老师的处境，都忍不住为一线的老师掬一把同情泪。
作为单身多年的同志，*生活的煎熬还可以自己用手看着小电影解决，但是每逢生病的时候，总是显得格外脆弱的。凄风冷雨的夜晚，被病痛折磨得夜不能寐的时刻，那些人前伪装得刀枪不入，硬撑着的坚强也许瞬间就会崩塌。
一个月里，我只见过曾强东一面。
他的工厂来了一批新订单，赶着出货。忙得屁滚尿流，连午间吃饭的时间都被压缩到40分钟，加夜班到天亮是常事。听说我病了，他只能发几个无关痛痒的信息，安慰一下。
让我不得不考虑，我们前面的路该怎么走下去。
我曾经很天真地以为，只要两个人互相喜欢，很多实际困难可以慢慢磨合来解决的。
过完年第一次见面，恰好碰上我们俩的第一个情人节。
他说无论如何都要请假过来看我，让我好生感动，满心期待着。
那天刚好周六，我早早收拾好自己，到一个比较偏僻的西餐厅订了两个位。
他六点钟下班，坐公交过来。
这一等就是三个小时，等他匆匆赶到的时候，已经九点多了。
就算我涵养再好，也忍不住生气了。
当然，我知道自己不能怪曾强东，他有自己的工作，他对我已经够好了，这么累，这么奔波都要过来和我一起庆祝情人节。
勉强吃了一顿饭，我想出去散散心，他却说要赶紧回去睡觉，因为他连续加了两天通宵班。
当他连澡都没洗就躺在床上睡着的时候，我才开始梳理我们之间的许多问题。
如何解决两地分居，我曾试探过他，能不能在我的附近找一份工作，他说习惯了那个工厂，而且好不容易做到车间主任。
我甚至还想，他有车牌，我可以拿出钱来让他开个出租车。他说出租牌很难搞到。
我们在一起时可以一起做的事情其实很少，我有时想出去看看电影，演唱会、话剧什么的，他一概没兴趣。一是从来没有这种细胞，二是怕花钱，花我的钱，他心里也觉得过意不去。
甚至，陪我去打打球，他也提不起劲。打球也要花钱。
他不看书，不读报，最大的兴趣就是看像《还珠格格》那样的肥皂剧。
每当他在厅里看电视，看得哈哈大笑的时候，我就会想起陈国志。尽管陈国志是体育老师，读书也不多，但是对历史，政治甚至军事谋略都很有自己的个人想法。
像《大宅门》、《三国演义》、《康熙王朝》这些很有水平的电视剧，我们俩都是一起窝在沙发上，边看便热烈地讨论着的。
曾强东是个好男人，不嫖不赌，生活简朴，赚钱不多但努力工作，也会照顾我。
尽管，我们有很多方面有距离，但是我还是愿意和他在一起，毕竟能找到一个合适的人实在太难了。
可是，当两人除了睡觉，再没有什么事可一起干的时候，彼此就会变得心不在焉。
我们都不是演员，渐渐地就会有点貌合神离。
但，我们都彼此珍惜，谁也不想就这样分开。
既然躺着不能睡觉，那就坐着睡吧！我用一床厚厚的棉被垫在后背上，半躺着强迫自己入睡。
曾经无数次想打电话给曾强东，告诉他我睡不着，你要过来陪我去看病，无论什么情况，你必须请假过来…
可是，拿起手机就会骂自己：寇海洋，你至于吗？不就是感冒咳嗽吗？有那么矫情么？不就是一晚没睡吗？没有男人的时候，你是怎么过来的？人家在加班呢，一天才睡五六个小时，你好意思开口吗？
…
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
第二天是周五，终于熬到周末了。
顶着两个黑眼圈去上课，可是病情一点没轻，咳嗽咳得连学生都看不过去了：“老师，赶紧上医院看病吧，我们会乖的！”
匆匆上完两节课，到领导那里请了假，还要和科任老师交代一番，急忙打了一台的士赶去镇上的中心医院。
到医院时已经快十一点了。
还好人不算太多，走廊上，过道里都是一脸病容的老头老太太，还有哭声四起的小孩子。
挂了号，我见人还多着，就想先去一趟洗手间，这时才意识到早上憋了一泡尿都还没有时间r
在厕所放松完，到洗手盆洗把脸。没想嗓子眼就痒起来，一口气呛得上来，马上就剧烈地咳起来。
我扶着墙壁，弓着腰，咳得肚皮都疼得受不了，眼泪和鼻涕满脸都是。
唉，真他妈的难受！
好不容易平静了些，正想直起腰。
背后伸来一只大手，搀住我的腋下，扶住了我。
一把熟悉的声音传过来：“你—还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