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音乐老师的普通话没你说得好,主任说了你是新来的老师,以前有做主持的经验,就你了!”
妈的,新来的老师就该被你们压榨啊!
望着大队辅导员转身的背影,我真想朝他的头上扔一块砖头。
刚坐到办公室的椅子上,看看电脑平台上已经发了一大堆信息了。
上交家访记录表
上交听课记录本
上交学生谈话表
上交差生跟踪表
上交国旗下讲话稿
上交班级朗诵比赛名单
…
月底了,阎王催命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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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事一大堆,跟教学都无关的!
我正发呆着,门口不知道那个女同事大声尖叫了一句:“寇老师,你们班有人打架,把玻璃给砸碎了—”
脑袋轰一声,我站起来就下意识往班里跑。
…
傍晚六点多,我才送黄俊杰离开学校。
望着那台接他回家的丰田小车远去的背影,我心里真不是滋味。
这些靠卖山卖水,卖田卖地富裕起来的村民,家家户户都建起至少一栋七层的高楼,拥有一台二十万左右的小车,不用上班就有月工资和年底分红。村里大量的厂房和企业让他们这些原来靠开山种地的农民转眼间就变成了先富起来的那拨人,所以就凭他们的收入怎么会把月工资只有三四千元的老师放在眼里呢。
寒风袭来我忍不住哆嗦了一下,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这才意识到冬天真的到了。
从早上七点到傍晚六点半,中午休息一个多小时,整整十个小时的工作时间,满满当当,林林种种的工作让人筋疲力尽。
这不仅仅是体力上的累,更多的是精神上的一种疲惫,那是一种工作不受肯定,价值无法体现的沮丧。
站在操场上,看到教学楼还有不少灯光亮着。
肯定还有许多老师在加班了,唉!
这里和深圳相差实在太远了,简直就是天堂和地狱之别。
中午饭堂的饭菜难吃得要命,不是没有荤腥,而是大锅饭的做法非常粗陋,毫无锅气火候。每天我都硬着头皮撑下一碗饭,以免撑不到下午放学。
一天高强度的工作下来,我最想做的是舒舒服服地躺在沙发上好好休息半个小时,看看电视,发发呆,然后美美地吃一顿晚餐。
这是我以前经常可以享受到的待遇。
以前,陈国志隔三差五地会早早买好菜(他早上要训练,起床早),没课的时候给我炖好汤,炒好的肉菜放在冰箱里,晚上我稍一加热就可以吃了。他课不多(一个星期就8节,我有14节),还是个中层领导,开车可以自由出入校门,帮我做这些事的时候,谁也不知道他是出去办公事还是私事。
学校的管理水平也是天壤之别。
原来深圳的学校工作安排得有条不紊,重点突出,主次分明,甚少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检查和瞎搞的活动,老师们的目标一致,团结又努力,干得轻松又卖力。
现在这个狗屁小学号称什么省级牛逼小学,不出事故是原则,活动第一,比赛第二,检查第三,教学是最不重要的。几乎是一个领导就可以随意对老师的教学工作指手画脚,意见多多。
学校领导甚至上级领导,没有什么教育思想,也没有什么管理水平,因为办学资金充足(一句话,就是土豪多有钱),一天到晚到全国各地瞎转悠,看到别人学校这个好,那个不错。想也不想拿回来就用,根本不联系实际情况。今天东南风,明天西北风,把学校搞得一团糟,老师疲于应付,学生精力涣散。
我才呆了半年不到,快要精神崩溃了。
想想深圳的日子多好啊!
因为陈国志的体贴和照顾,那几年我才过如此安逸充实,就那么不到三年的时光我胖了足足三十多斤。
陈国志背我的时候总不忘打击两句说:“少爷,你快变成土肥圆了。”
不管有什么大小事,我第一反应就是:“陈国志—你死哪里去了…”
…
现在,饿得肚皮贴着脊梁骨了,还要死撑着一口气到市场买菜做饭。
回到宿舍,七手八脚地把菜做好了,却发觉自己累得已经没有一点食欲了。
唉…刚胡乱吃了一点饭,电话就响了,是一个家长打来的,说他的儿子新买的钢笔不见了,要我好好查一下。
班里怎么有那么多小偷,一天到晚都有学生说文具都不见了,钱被偷了。这里的小孩坏习惯特别多,而且不怎么怕老师。模样长得也不咋地,五官奇特,肤色黧黑,比较可爱的孩子几乎看不到,第一天上课的时候,我真的就被吓到了。
和深圳的孩子真的是相差太远了,不仅是模样的差别,还有行为习惯的差别。
要不是就小动作多,要不就是嘴巴说个不停,要不就是目光呆滞,能把注意力集中在老师身上的不到人数的一半。
家访的时候才知道,很多村民大部分受教育程度都不高,高中已经很不错了,大多数是初中毕业,有一部分还是小学没毕业的。幸亏还有一些外来人口和政府单位的孩子掺杂在里面,要不然真不知道情况有多惨烈。
那个家长罗里吧嗦说了一大堆,我强忍着一肚子气把他应付完,烦躁地一把就电话摔到床上。(不敢摔在地上,没钱买新的。)
妈的!这叫什么日子嘛!
真是欲哭无泪,把整个人扔到床上,死狗一样瘫着,一动都不想动了。
迷迷糊糊睡了不知道多久,电话响了。
“在干嘛…嗯啊?”电话传出来的声音有点陌生,但语气却很亲切。
“你…哪位?”
“哪位?我是…神经刀的同事,和你打过球,喝过酒的—龙斌啊!”
怎么,是他!
他怎么会有我的电话?
我脑子一激灵马上醒过来了。